王海，42岁，山东青岛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如今，王海已经成为职业打假人，而且有了四家公司，仅去年一年，打假成本就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有1000万。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3月23日新京报）

　　当年，关于王海的评价就引起过一次热议。有人认为，王海就是一个知假买假的刁民，既然已经知道了假货，就应该去举报，而不是先买来再索赔，这是一种破坏市场经济，增加顾客与商家矛盾的极端做法。但也有人认为，王海的打假是对制假贩假行为的一种有效遏制，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正当行为，既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相应的赔偿，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接受。最终，王海的形象从知假买假的刁民，成为了舆论领域的“打假第一人”，也有媒体给他贴上了“打假英雄”的标签。

　　之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评价，与具体的社会背景有关。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因为处于市场初级阶段，也暴露出很多棘手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商家缺少诚信，制假造假泛滥。为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经营，政府和媒体曾经举办过一系列的管理与监督活动。如1991年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以及1992年人民日报的质量万里行。这些节目和系列报道的诞生，充分说明当时假冒伪劣产品的严重性，以及对其治理的必要性。既然如此，刁民王海的出现，无疑可以为整体的打假活动“锦上添花”。

　　同时，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时人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不熟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其中有索赔的条款。因此，王海知假买假的行为相当于变相宣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其中的赔偿条款。这有助于法律知识的普及，也有助于法律依赖的养成。之前，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出现问题时，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自认倒霉，或是通过个体努力减少损失。所以，从法律宣传的角度看，王海在打假的同时，扮演了一回法律宣传员的角色。这种角色有其时代意义——正是那个时间，社会所需要的。于是，王海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心中的“打假英雄”。

　　现在，当王海的身份由打假第一人变成打假老板时，人们对其评价似乎正在变化。毕竟，在变成老板之后，打假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商业运作；而且，时间也已经过去了20年，社会还需不需要王海这样的“打假英雄”？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分析出发，看王海被社会需要的环境与背景是否已经改变：一是，假冒伪劣产品是否销声匿迹？二是，人们维权的制度依赖是否已经形成？如果这两个方面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王海这样的打假英雄，他的行为只是一种商业定位与策略而已。即便，社会可以接受他的存在，也没有必要给他贴上各种标签。

　　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似乎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假冒伪劣产品远没有达到销声匿迹的程度，相反一些原本被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大企业大品牌，照样曝出各种质量丑闻。这一点，只要看看每年的3.15晚会就会一目了然。同时，人们维权时也没有形成制度依赖，一方面是因为维权的程度太高、过程太长，人们通常耗不起，另一方面有时还会出现没人管的尴尬，结果问题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既然，市场和法制的发展与建设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状态，那么王海的存在就还有其价值，即便他通过打假的行为赚了大钱，只要他的行为在法律框架内，我们依然可以尊称其为“打假英雄”。（李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