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4日召开党政负责干部大会，《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公布实施。其中明确，上海省部级领导干部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配偶不得在上海经商办企业。对市管正副职的亲属经商也作出相应规范。

　　这项制度，针对的是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他们是“关键少数”，目的是防止掌握权力的人以权谋私、损害公共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领导干部亲属在权力卵翼下经商，正是当官与发财的典型结合。上海市的规定，是对民意的有力回应。

　　领导亲属不当经商既是痼疾，又是时弊，规范其亲属经商是一个切中时弊之举。梳理十八大以来众多反腐案例，腐败分子利用亲属经商从而接收利益输送，是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成为一种腐败模式。涉案金额几千万、几亿元不算高，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也不稀奇，其对市场经济秩序、社会公平正义的冲击不难想像。

　　从各国的法律与从政伦理来看，既有允许公务人员亲属经商的，也有完全或部分禁止公务人员亲属经商的。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官商、官工分开”的原则，此后政策基调一直是禁止。此类禁令前后出台超过20个，但实际上并未令行禁止。个中原因很复杂，比如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还有就是制度本身缺乏可操作性。加上现有法律对家庭的界定很模糊，金钱、财产可以在亲戚甚至朋友之间自由转移，这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可以假手直系亲属之外的家族成员甚至朋友、情妇经商，避开明规则。

　　法律需要确定性，否则难言权威，同理，任何制度也需要确定性，需要逻辑周延性。此次上海对我国相关制度广征博采，把经商办企业与一般从业区别开来，明确了予以规范的领导干部范围，对领导干部的配偶与子女及其配偶的严格管理有所区别，使制度更具合理性，也更具可操作性。

　　事实上，上海的这个规定经过了中央深改组第十次会议审议，上海只是其试点地区，将来肯定要向全国推广。这项试点工作，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战略和决心，是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

　　但不管制度设计多么严密，要把它真正贯彻执行下去，还需要配套的制度和举措。在有些国家，财产的继承、赠送受到政府严密监管，加上公务员财产公开，使得官员假手配偶与子女经商都难，故其经商规范从宽。我们的制度很严，但正因为严，监管难度也大。上海试点的规范属于党内监督范畴，局限性在所难免。

　　一个加强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加入监督的行列。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再隐蔽，也总有知情者。如果鼓励知情者举报，媒体有权公之于众，领导干部亲属不当经商就会成为过街老鼠。在此基础上，党内监督才可以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