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两年内将图书馆收藏的148件名家画作“狸猫换太子”。他亲自临摹赝品替换真迹，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潘天寿和郑板桥等名家画作均落入了他的腰包，随后他转手再将真品拍卖，10年来萧元调包的画作总价值过亿。（7月22日《北京青年报》）

　　根据检方的指控，2002年10月至2010年3月期间，萧元利用其配备的图书馆藏画库全套钥匙进入画库，以自己临摹好的赝品调包的方式，将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143幅书画作品窃为己有。后将其中125幅画作经拍卖公司拍卖，非法获取3千多万元，剩下尚未卖出的18幅，经鉴定估价也有7千多万元。

　　价值高达一个多亿的馆藏名画，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乾坤挪移”到了萧馆长的囊中，转手换成豪宅香车，不能不让人佩服萧馆长确实生财有“盗”。然鉴于其“盗”的对象之高雅，手法之专业，我们姑且套用官员“雅贪”的名讳称其为“雅窃”。而纵观全案，我们该从这起“于无声处现惊雷”的“雅窃”案背后，窥见怎样的“豹斑”？

　　其实无论是官员的“雅贪”，还是学者的“雅窃”，在其堕落深渊的轨迹背后，都有一个“祸患积于忽微”的开始。作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著名的美术史研究者，在其上任广州美院图书馆馆长之后，萧元不是想着如何利用自己渊博的学识，更好地为单位服务，反而是在第一次“慧眼”发现馆藏书画存在赝品之后，“默不作声”地在心里思忖“我为什么不能”，由此拉开了其疯狂临摹以假换真并借机敛财的序幕。试想一下，如果在他第一次发现图书馆的管理漏洞之后，能及时告知学校，并采取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也许他的人生也将得到及时“补救”。

　　而同时，无论是“雅贪”，还是“雅窃”，其实每一起“衣冠楚楚”的勾当背后，都有一个“衣不蔽体”的管理现实。按常理而论，作为一个保管着如此重要的珍贵名画之所，无论是学校层面，还是图书馆内部，都应在画库的日常保管、维护及借阅、归还等环节，制定一套详细完整的管理程序和制度，每个人都应概莫能外地照章执行。而事实是，学生、教师从画库借画需要三个管理员共同到场。而对于馆长这样的领导，却能独享一整套钥匙。同时，整个图书馆除了萧元，竟然没有人懂画的真伪，哪怕借出去真画，还回来的是赝品，也根本无人能看出来。如此“门洞大开”的管理现状，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好良机，让满脑子纸醉金迷的馆长，做坐怀“名画”而不乱的“柳下惠”，实在是无稽之谈。由此，无论是监管制度上的严重缺失，还是对权力谄媚下的行为失范，都无不将该校的管理漏洞暴漏无疑。

　　就是在这样半“推”半“就”的失序与贪欲的媾和下，一个蚂蚁搬家似的监守自盗就这样横空出世。而当我们透过这曝光于世的“一斑”，放眼当下全国涉及珍贵文物馆藏的现实。我们是否应该油然而生地担心，并以足够地善意“不惮”地质疑一下：不知那些躺在深闺中的文物古迹，到底还有多少是“太子”，又有多少已成“狸猫”。

　　文/王卫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