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场中，对个体苦难秉持何种态度，决定了围观者的气质与格调。法律必须对源自人心的正义呼唤做出回应

　　总有一些社会新闻，谈起时让人的心情变得复杂、道理显得苍白。引起热议的被拐女成“最美乡村教师”事件，正是这样一则案例。这桩多年前的旧事被重新翻出并迅速引爆舆论，正在于它戏剧般地将命运与不公、法律与伦理、苦难与拯救等诸多沉重的主题汇于一身，吸引人们从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立场。

　　据报道，1994年，年仅18岁的河南姑娘郜艳敏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人贩子拐骗，转手以2700元的价格出卖到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在饱经屈辱、暴力与绝望后，她选择了接受现实，并成为当地村里的代课老师。一个偶然的因素让郜艳敏成为媒体关注对象，引来不同声音。人们对这一事件表达的同情、愤怒与谴责，都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位命运多舛的女子，在历经劫波之后，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

　　站在法律的立场，答案很简单，因为郜艳敏已经用行动做出了回答，那就是留在当地。如果这是郜艳敏的真实意愿，那么即便大家有不同看法，也必须尊重她的选择，因为她是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中的法理也并不复杂，那就是：法律不仅要对人贩子的犯罪行为做出严惩，而且要致力于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由于被拐妇女已经和当地产生了新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关系，且表示接纳这种关系，所以，为了避免二次伤害，在妇女本人没有受到外力胁迫的前提下，法律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即安定性的体现，也是对妇女意志的尊重。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公安部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对于自愿继续留在现住地生活的成年女性，应当尊重本人意愿”。也是同样基于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的角度，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如果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尽管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此有不同表述，但仍然应该说，现行规定是建立在对被拐卖妇女及其家庭现状的深刻体察之上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立法精神，有其内在的法理与道理。

　　而在舆论场中，对个体苦难秉持何种态度，决定了围观者的气质与格调。是正视个体的苦难与不幸、真正站在受害者角度考虑问题，还是虚拟一个至高的道德立场，借他人的不幸消费苦难，人们需要作出选择。我们不能为了彰显自己的站位辩得热火朝天，却让那些真正导致不幸的原因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正如大诗人奥登的名句：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法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为了救济个体的不幸而存在，同时也必须对源自人心的正义呼唤做出回应。需要看到，在郜艳敏事件背后，是社会公众持续已久的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痛恨。保护妇女儿童、捍卫家庭，应该是法律尤其是刑法的目标之一。在立法的人道主义和立法的回应性之间，立法者应该、也必须做出决断。我们希望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能够得到根除，同时也希望，对那些深陷个体不幸的郜艳敏们，人们多一些真正的关怀，少一些“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的情绪宣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