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反转剧似乎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只是这一次的跨度有点长。近日，一篇题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被网友翻出，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和争议。此时距离主人翁郜艳敏被拐卖已经21年过去，距离她被评为“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也已近十年。

　　被人贩子卖到河北乡村，郜艳敏采取了逃跑、自杀等抗争手段。但最终，随着孩子的诞生，郜艳敏无奈“屈服”，并撑起了当地乡村教育的半边天，继而被媒体关注，评为感动人物，其经历还被选择性地改编成了电影。这样的故事很容易令人想起同样讲述大学生白雪被拐卖经历的电影《盲山》。但我首先想到的是另一部与儿童“被拐”有关的美国电影——《换子疑云》。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工薪阶层的单亲妈妈在孩子丢失后，穷尽一生寻找孩子而不得的故事。最初迫于舆论压力，洛杉矶警方在孩子丢失5个月后，找回了一个“替代者”。因拒绝承认这就是自己的孩子，单亲妈妈被当地警方送入精神病医院。最终在牧师和探员的帮助下，事件真相逐渐浮现，当地警方负责人被追责。

　　我不知道，如果当年继续选择抗争，郜艳敏是能成功逃离还是面临更残酷的对待。但相较于电影中的“舆论”，郜艳敏的处境却犹如穹顶之下。在当地村子中，被买来的媳妇有30多个，这意味着要寻求他人帮助几乎不可能。即便在多年后因被评选为感动人物，其身世被媒体大量报道后，郜的被拐经历，似乎只是充当了点缀作用。没有人反思，建立在这种个人经历上的“感动”是否残酷和扭曲。

　　有人从中看到了性别歧视，在我看来，这其中更大的歧视是对个体的否定。相较于道德榜样的需要，她的个人遭际不过是衬托。相较于集体利益和社会“审美”的要求，她的个人权利，从来就是可有可无。两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一是一位美籍华人给郜艳敏寄来了250美元，但镇里要求把这笔钱放进镇里的救助基金会，村干部则希望这笔钱用来给村里修路。二是郜在一年后被家人找到，家人只能劝她认命，理由是“现在回家也无法找到好的对象”。

　　郜艳敏的屈辱和奉献，在成就“感动”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固了自身的悲剧角色。在其被拐遭遇曝光后，因为当地适龄孩子辍学、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也一同被牵出，当地有关方面为包“家丑”，一度决定辞退郜艳敏。如果说这不过是地方形象建设需要而习以为常的反应，那么这之中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当地官方的担心里面，竟丝毫没有怕打拐不力而被追责的考量。至少在彼时，整个社会对于打拐的关注之式微，从中可见一斑。

　　我不大相信媒体对郜的评选和报道侧重于“感动”，是一种刻意的“遗忘”。但当地官方的推动和媒体的参与，自然而然地过滤了郜的个人悲惨经历，在客观上形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效应（合谋性沉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无意识的“遗忘”，相较于主动而为，更能反映出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郜燕敏是否需要被解救，是否应该有人为这样被操纵的个体命运负责，还有多少如郜这样的悲剧在无声上演，其背后是否有着某种制度性的问题，没有人关心和追问。在种种下意识的合谋之下，人们都达成一种高度的默许：这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虽然现在社会之于此事的态度，正在向“正常社会”的方向复苏，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也发声，“人贩子必须严惩，买主也必须追究刑责，对受害人应当救助。”然而，左右了郜燕敏离奇命运的某种现实扭曲力，在今天仍无处不在。就像雾霾之下，我们醉心于“自强不吸”的段子中而不自知，电梯事故后我们只是热衷于转发“今后这样乘电梯”的幽默分享。放纵“房间里的大象”，依然是一种受惯性驱使的常态。这是否正如歌德所言的，“人类将变得更聪敏、更加机灵，但是并不变得更好、更幸福和强壮有力”的当下表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