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就业主力军就业趋势研究报告》出炉，报告显示2015年90后毕业生平均签约月薪为2687元人民币，平均薪资高低与父亲的职业有关，父亲是公务员的毕业生平均签约工资最高，达3614元人民币；父亲在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平均起薪分别是2983元人民币和2942元人民币；而父亲在家务农的毕业生首份工作的平均工资最低，仅为2552元人民币，比父亲在国家机关工作的毕业生人群低了1062元人民币。

　　对于薪酬也拼爹，舆论存在选择性解读。有人认为，薪酬也拼爹不过是拼爹现象在就业领域的体现。所谓拼爹，其实就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在制度松散时的使用。若制度严格，规则不可改变，则即使有爹可拼也无法奏效。一旦制度有漏洞可钻，或者制度的执行存在弹性，那些有影响力的爹就有了运作的空间，就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既然，有拼爹现象存在，在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时刻显现身影也就没什么奇怪。而既然是拼爹，当然会因为爹的身份和地位而分出个高下，这必然直接体现在毕业生薪酬上。

　　也有人会说，调查是在以偏概全，新闻有刺激舆论的嫌疑。虽然，拼爹现象可能存在，但是，决定毕业生薪酬的原因有很多，父亲是公务员的毕业生完全可能因为其能力更出色，而获得更高的薪酬。这虽然是一种假设，但也有成立的理由：因为父亲为公务员，毕业生从小接受的教育更好，视野更开阔，人际关系更广，他们完全可能因为家庭地位不同，接受教育不同，而在毕业之后显示出优势来。如果说这也是拼爹，显然在混淆是非，此时的拼爹只是拼教育背景而已。不同的家庭，所能提供的教育当然是不同的，条件更好的家庭，提供的教育无疑会更优质。

　　在解读出现分歧时，矛盾就会产生，争论甚至会成为比弄清问题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哪个角度的解读都有道理，毕业生薪酬的高低既与其个人能力有关，也与其家庭背景有关——这种有关，既包含接受教育的不同，也包含社会能量的差异。用日本学者的一个概念可以包括、融合这两种争论——格差社会。格差社会是指社会上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不同阶层之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差距甚大。而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格差社会的特点必然在家庭层面显现出来。结果就是，父亲为公务员的家庭，比父亲为农民的家庭处于社会的前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显现，包含着拼爹的成分，但未必只是拼爹的结果。

　　既然原因是复杂的，结果是清楚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在观点上争出个高下。尤其是在材料缺失，数据模糊的情况下。对于调查来说，其结论本来就是普遍性的，本来就可能中和了个体的差异。对于公众来说，应该把调查的结论看成是一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需要综合分析，这个社会现象对应着社会问题；而不是把这个社会现象当成是论述自己观点一个论据，表达自己的一个载体，更不能让其成为自我表演的一个机会。这种为我所用的表现，在自媒体环境下非常常见。

　　只有有了强烈的问题意识，才能激发剖析的自觉，才能保证分析的全面，才能把一个敏感的话题当成是一个严肃的议题。这在自媒体时代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因为拥有了自我表达的工具，因为自媒体表达的碎片化特征，人们常常让成见跑在理性前面，让立场跑在判断前面，表现出偏激与焦急的一面，呈现出情绪化与偏执的特征。所以，面对薪酬也拼爹的现象，应该多一点问题意识，想想格差社会的成因是什么，该如何促进阶层的流动，防止阶层的固化，这才是最值得思考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