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深受群众喜爱，在全国蓬勃开展，但活动场地和设施结构性欠缺、噪声扰民、引导扶持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日益凸显。近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强调要加强对广场舞活动的规范管理，结合实际制定人性化、针对性强的广场舞活动管理办法、活动准则或文明公约，将纳入当地政府重要议事日程。

　　尽管有人被各种版本的“最炫小苹果”吵得睡不着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于大爷大妈们来说，广场舞真是个好东西。相关调查显示，76%的受访人认为跳广场舞是为了“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调查还显示，参与者感觉增强了体质占比68.3%；丰富了业余生活占比62.6%；促进了沟通交流占比44.4%。饭前饭后来一曲，随时随地能炫技，跳出亚洲、跳向世界的广场舞，甚至成为了外人窥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一扇窗口。

　　“我跳，故我在。”不过，在哪儿跳、怎么跳，总不能靠丛林逻辑来建构秩序。这些年，面对江湖纷争，广场舞基本是靠“人多力量大”来息事宁人：你嫌吵闹，架不住他们人多；你嫌占道，架不住他们人多……最后的最后，只能藏獒、粪便、高音炮、玻璃渣子齐上阵，斯文扫地，混乱不堪。2014年，温州的广场舞对决事件，一度成为各个城市热议的公共话题。遗憾的是，纸上谈兵后，矛盾还在，博弈激烈，从公园到广场，从小区到空地，哪儿有广场舞，哪儿就有万千纠结。

　　当然，各有各的国情，我们不能劝中国的大爷大妈都跟外国的老人一样去学游泳、练瑜伽。就算是跑步吧，基数大，人数多，离开制度安排与资源引导，也还是会带来新的烦恼。有数据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1.67亿，约占世界老龄人口6.98亿人的24%。在超级老龄社会，不解决好他们的“老有所乐”问题，公共治理迟早要面临大问题。

　　所幸在少数舆论妖魔化广场舞的同时，顶层设计始终在为之寻找更稳妥的出路。

　　就在今年3月，体育总局、文化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编排广场舞，推出12套优秀作品。这是国家部门最早流露出将广场舞“收编”的意向。不过，招式问题，终究是皮毛；真正的问题，是解除了“封印”的广场舞，今后究竟能往哪儿走？

　　这个问题其实对应着三个更现实的问题：一是场地等资源谁来提供？国家体育总局此前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46平方米，距离“2025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平方米”的目标还相差不少。僧多粥少，唱歌跳舞、打球跑步，总要“各安其地”才好。二是噪音等扰民问题谁来解决？这其实对应着跳舞市民与不跳舞市民之间权责边界的界定。多少算噪音，多久算扰民，不能说跳舞的就“人多道理大”。三是广场舞本身的低俗化现象谁来监管？就像《通知》里说的，“部分广场舞活动在音乐选择和舞蹈编排上的低俗化倾向也不容忽视”。俗也要有俗的底线，从热闹到门道，广场舞也该转型升级了。简言之，名正言顺的广场舞，亟待做好三件事：建场子、立规矩、上路子。

　　这几天，打篮球的年轻人很担心，解除了“封印”的广场舞会否占了他们的位置；家有孩子老人的市民也很担心，本就嘈杂难忍的噪音会否变本加厉来袭……如何让这些担心，不至于演化成现实矛盾，这是地方部门需要思考的议题。《通知》有了，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出钱出力出资源之后，有规矩才会成方圆，权责才会更清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