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山东济宁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接受梅永红辞去济宁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并报济宁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备案。（9月6日澎湃新闻网）

　　梅永红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高级别官员。近年来，官员辞职的新闻屡见报端，除了处级干部这个“辞职生力军”，厅级、省部级高官辞职的绝非个别。曾有媒体报道，仅国务院某部委2014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该部委去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而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都相继辞去公职，选择下海。在经历了无数次“轰炸”后，民众似乎已经能平心静气的看待官员主动卸下“乌纱帽”，回归一身白衣。但问题在于，官员在辞不辞职这道正常的人生选择题上交出了答卷，还能不能在“利益回避”这道政治伦理题上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在国外，的确有很多大集团、大财阀的高级管理人员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高级官员，但同样也有政治伦理法律进行约束。类似的法律我们国家并非没有，《公务员法》第102条就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如有违反，则由相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但在实际工作中，这条法律的可执行性却微乎其微。一来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不好界定，二来人事关系一旦解除，上级部门除了一个“轻飘飘”的责令改正，似乎也拿不出其他合法的措施。这样的窘境也直接造就了绝大多数的官员辞职以后带着“权力余温”立刻跳槽到房地产、金融等相关行业，过上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高薪金领”的生活。

　　这些辞职官员们大多是阅历丰富，具备较高水平管理才能的优秀人才，从“公务员”这个职业跳槽到另一个职业身价自然会根据市场规律有所上升。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市场上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为何一个从未有过企业管理经验的“前官员”就会被某个企业如此青睐，以至于迫不及待的“挖人”？这些辞职官员手中的权力余温，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会给就职企业带来多大的潜在经济利益，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严峻现实。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才是科学合理的公务员选用制度。当这样的制度成为一种常态时，“围城”内外的人才会形成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对“官”这个职业形成正确的价值定位。如果因为害怕辞职后的“曲线腐败”就关上官员辞去公职的大门，无疑是因噎废食、讳疾忌医的蠢行。但我们也该抓好辞职官员“再就业”管理问题，不断加大对辞职官员的去向追踪和严厉追责，将三年“冷冻期”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