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契合学科专业地跨领域聘任名人做教授，更像是拿自己的职称名誉做交易。这种对“名人效应”的孜孜以求，恰与公众理想中的高校定位相违背。

　　邓亚萍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引发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舆论效应。一些法大校友和网友提出质疑，有学生公开致信校领导要求作出解释。中国政法大学随后发布声明，称符合兼职教授聘任规定中的条件和程序，聘请邓亚萍担任体育教学部兼职教授“主要工作是支持学校高水平乒乓球运动队的建设发展”。

　　无论是在体育事业上的不折不挠，还是个人求学上的奋发努力，邓亚萍都不失为高校学生学习的榜样。倘若高校时不时将其请到校园，与学生们一起分享她的人生经历和成功秘诀，我想不光是大学生，大概公共舆论也是欢迎和认可的。为什么一聘为教授，公众就反感了呢？

　　公众的质疑首先来自一种感性认知：体育教练成为法大教授，职业与专业两方面的巨大落差，难免让人产生离奇之感。尤其在当前教授评审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在学术缺乏宁静致远而喧闹浮躁的环境中，高校这种攀附名人的举动似乎并不讨巧，反倒显得是在自降学术品性，有些过于流俗了。

　　这些年来，大凡名人被聘为教授、兼职教授的新闻，总是会带来一片质疑之声，惹恼了不少人。被聘的名人教授是否上课、有无研究，更是备受公共舆论关注。说到底，公众质疑的原因，既有对“名人”挤占社会资源的反感，也有对“名校”过于贴近功利的警惕。而类似拿大学职称名誉攀附名人的现象，弄不好往往会让高校“自毁长城”。

　　因此，事件的焦点不在邓亚萍有没有真学识，那些拿出邓亚萍文凭和求学经历说事的人，当真误解了公共舆论反感的原因。而学校的回应也有些“牛头不对马嘴”，若按照其逻辑，学校是否还要聘足球明星、羽毛球明星、影视导演乃至歌星影星来当兼职教授，以支持学校的体育文艺建设呢？

　　高校不是不能聘名人当教授，但前提是这种聘任有助于学校的学术发展，不能牺牲高校大学自治的精神理念。不能契合学科专业地跨领域聘任名人做教授，更像是拿自己的职称名誉做交易，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名人效应”。而这种对“名人效应”的孜孜以求，恰与公众理想中的高校定位相违背。提高高校的名誉和吸引社会资源的能力，正途应当立足自身的专业影响和知识输出，而不是借助名人的传播力量。

　　另外还值得反思的是，在制度视野下，国家理当为高校留足教学科研的自主空间，但一些高校聘任兼职教授的制度，本身折射出很多的行政化因素。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聘请邓亚萍的决定最终是由人事处审核通过。缺乏学术机构的中立性审查，便很难保障受聘者的学术水平和教学科研资质，而这也恰恰反映出当前大学自治的困境。

　　本报特约评论员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