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有大货车在京港澳高速潭耒段发生侧翻，潭耒高速衡阳施救站收取3万6千元高额施救费曝光后，湖南省发改委成立调查组，对施救公司进行了处罚，国家发改委还将此列入典型乱收费事件进行了通报。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最近，经视大调查又接到了一起“天价施救费”的投诉，事发地还是潭耒高速，还是那家救援站。而这一次，救援站开出的是4万元施救费。（12月5日《重庆晨报》）

　　天价救援费的案例屡见不鲜，百度相关词条搜索显示高达几十万条，足见其普遍。救援价格费用清单，一是名目看不懂，二是标准查不清。救援费的多少，客观上与事故的救援难度有关，但终归畸生在价格事实垄断，收费随意的土壤之中。

　　对此，很多人认为对事故施救价格监管缺失。的确，这是万能理由。然而，仅仅靠监管并不能治理救援高收费乱象，如收费标准制定与调整，难以满足每一个个案的情况，又如，一些领域尤其是高速，谁来监管责任模糊。管价格管不了高速，管高速的管不了价格。今年4月潭耒高速衡阳“天价拖车”事件，施救站被惩处其实带有明显“媒治”的痕迹，省发改委介入调查，恰恰表明监管的非常态，其处罚貌似严厉，然而不到2万的罚款形同于隔靴搔痒，相对于垄断的违规收费巨大收益，这样的处罚等于鼓励。所以，还是潭耒高速，还是那家救援站，再曝“天价拖车”并不令人意外，是固有利益格局使然。

　　几乎所有人都将“天价拖车”归咎于垄断，诚然如此。然而，施救的垄断并不全然是市场不开放所致。理论上服务由市场提供，通过竞争能够赋予服务需求者价格博弈的筹码。但是，实践证明，交通事故后司机最没有选择权。尤其是高速，因其封闭的特性，难以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反倒容易形成区域垄断，甚至交管与救援企业之间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最终导致司机议价权利的沦陷。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现有的事故救援定位中，所有参与救援的都可能是利益获得者，唯有事故司机成了待宰的羔羊。

　　“天价拖车”之所以频发，归根结底还是救援定位失准。交通事故不仅是单纯的民事责任，也是交通秩序的一部分，其救援不能全部交给个体与市场来承担，交管机构、高速运营机构等亦需要承担起对应的公共救援责任，即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带有准公益性质，并由此来设计救援的规则与费用承担机制，防止“天价”的产生才是上上之策。比如，交通事故发生后所需要的救援服务，由交管部门和公路运营机构组织提供，由他们组建救援机构或者向社会购买救援服务，并建立公路运营机构、保险机构和车主三方买单的分担机制，公路运营机构从收费中提取部分救援基金，保险机构设计针对事故救援的保险产品，对车主的救援费用，实行政府定价，按车型和吨位设置“封顶价”，不足部分由管理机构支付，发挥资源拥有者的谈判功能，挤掉救援高价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