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世纪之交曾说，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将是新技术革命和中国城镇化。根据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城镇化一般要经历人口向城镇集中、郊区城镇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目前一方面人口还在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郊区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逆城镇化的征兆也开始显现。逆城镇化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发展中继郊区城镇化之后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逆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城市中心人口为了逃避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等问题而向远郊乃至乡村流动，乡村生活重新繁荣。逆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是一致的，即在乡村可以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同时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农民众多的大国。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所限，城镇化再发展也很难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把9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城镇。我国目前城镇化水平达到约55%，一些逆城镇化的征兆已经显现：一是农家乐的兴盛；二是一部分城市中产家庭追求生活环境而向小城镇和乡村迁移；三是城镇居民越来越普遍的异地养老。这些点点滴滴的征兆，预示着一个新的大众消费潮流，将有利于改变一些地方出现的乡村空心化、乡村住宅闲置和乡村衰落现象。

　　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之下仍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因为我国还有巨大的结构变动弹性，特别是城乡结构变动弹性。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都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我国城镇化水平估计要达到75%才能稳定下来。

　　在我国的版图上，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有一条呈45度角的斜线，这就是地理学家胡焕庸1935年提出的我国人口密度划分线，亦称“胡焕庸线”。上世纪30年代，这条线的东南以36%的国土聚集96%的人口，而西北以64%的国土承载4%的人口。令人惊奇的是，在历经80年的城镇化和各种人口迁移之后，这条斜线的人口分布涵义仍然未变。中国科学院的地理学家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测算，发现这条线东南部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94.1%，西北部占5.9%。

　　“胡焕庸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目前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这条线的东南各省区市，绝大多数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条线的西北各省区，绝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李克强同志2014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成果。

　　新型城镇化是突破“胡焕庸线”的一个有利契机。新型城镇化不能把眼睛只盯着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特大城市群，也要注重改变乡村的面貌、改变中西部地区的面貌。应顺应城镇郊区化和逆城镇化发展的趋势，因势利导，善加利用。当然，新型城镇化的大潮会有冲击和荡涤，因此要守住几条底线。

　　第一条底线是不能损害农民利益。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目的是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只有农民富裕起来了，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国大多数地区人多地少，全国平均每个农户占有的土地仅为欧洲发达国家的1/60到1/80。逆城镇化要为农民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使农村聚居点繁荣起来。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特别要避免农村凋敝、农业衰败和农民利益受损。

　　第二条底线是要保持乡土田园风光和地方特色。乡土田园环境是整个国家呼吸的“肺叶”。各地各具特色的乡土田园风光，是活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里的美丽中国，必须通过立法进行永久性保护。所谓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就是既要使农民享有同市民相当的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又要使农村保持田园风光。

　　第三条底线是要符合长远发展的乡村规划。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一样化，不是把农村变成城市，不是要使乡村成为新的水泥高楼的森林。很可惜的是，至今我国多数乡村地区还没有很好规划。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是政府服务均等化，包括建设规划、供水、供电、交通、通讯、垃圾处理、环境整治等。应逐步把城乡统一纳入政府公共服务框架，让乡村真正美丽起来，让农民的日子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