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北京青年报》就去年全年的价格走势发表评论，题目是《CPI、PPI持续弱势更显供给侧改革紧迫》。自国家统计局1月9日发布2015年全年价格统计数据后，坊间的关注点主要在CPI全年涨幅1.4%，创了6年来的新低，而忽视了四季度逐月上升的实际情况。我很赞成评论文章中关于价格走势更显供给侧改革迫切的看法，但我认为不应忽视价格变化中的结构性特点，也不太赞成关于全面产能过剩的判断。

　　从2015年CPI的全年走势看，除1月份因存在不可比因素为0.8%以外，2至12月，同比涨幅均保持在1.2%到2.0%之间，高低差不到1个百分点。长期以来，价格领域宏观调控的目标都是3%左右。而一段时间以来，CPI涨幅高于2%，一些业界人士就认为有通胀之忧；低于1%又视为有通缩风险。现在连续11个月高于1%、不超过2%，长期稳定在这样一个区间的情况，不仅在“十二五”时期，就是在对较长时间序列数据的观察中，也是比较少见的。现在如果连1%-2%这样一个区间也认为不正常，到底多少才算合适呢？判断价格形势确实不应该非通胀即通缩。

　　而如果观察CPI和PPI的内部结构，可以发现“不足”也好、“过剩”也罢，其结构性特征都非常明显。在CPI八大类构成中，上涨的有七类，只有交通和通信下降；上涨的七类中有五类高于平均涨幅，只有居住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类低于平均水平。而在工业品出厂价格30个大类中，有21个降幅低于平均水平或有所上涨，降幅较大的主要是有关煤炭、石油开采和加工，以及与黑色冶金有关的若干个行业。这种变化特点显然不支持全面过剩的结论。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在分析存在问题时指出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产能过剩”， 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结构性”确实不该忽视，也不能忽视。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发展中积累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也到了必须加以解决的时候。而追根溯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缘于一些地区长期以来在旧的增长模式下粗放经营、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只看局部不顾全局，以不断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扩大外延来拉动经济增长，什么见效快就上什么项目，导致增长点单一，很多地方都把电子、汽车、黑色冶金、房地产等作为支柱产业，27个省市生产汽车，23个省市都将汽车行业作为支柱产业。一些污染环境、消耗资源的“五小”企业也曾经遍地开花。所以，结构性的过剩产能，一方面是部分重复投资、一哄而上的产业，也许其中一些产业的技术并不很落后，科技含量也并不低；而另一方面是科技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的低端产业，不仅过剩，还对资源环境产生破坏。2015年的价格数据，恰恰反映出这些问题。

　　而在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日趋突出的同时，我们在很多领域的有效供给依然不足，我们也还有着相对庞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和需要脱贫的对象，还远没有达到物质极大丰富、不需要、用不了的程度。一方面，从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装备工业，到符合升级换代方向的高技术产业、产品及诸多消费品，供给侧的现状仍不尽如人意。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扫货，说明我们在许多领域的产品质量，也有尽快、大幅度提高的必要；另一方面，中国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依然相对较低，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贫困人口需要通过“精准扶贫”达到脱贫的目标。广大扶贫对象生活中需要的基本产品也依然不是过剩，而是短缺。他们需要提高收入水平，需要脱贫致富，才能成为这些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

　　因此，在淘汰部分过剩产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推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才能既为这些企业及员工找到出路，同时增加有效供给，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同时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打造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并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