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医疗领域的新闻占据着舆论的焦点。先是“魏则西事件”将国内第一搜索引擎——百度的商业营销模式（医院竞价排名）、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科室对外承包）以及“莆田系”医院的医疗行为乱象曝光于世人面前，引发广泛质疑和批评。紧接着，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被患者所砍杀。一个是患者，一个是医生，他们在医疗体制中居于不同的位置，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为现行医疗体制买了单。有专家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互害模式。在笔者看来，其道理在于，在一个过度市场化的且缺失规则的社会，没有真正的赢家。

　　医生，曾经是多么神圣的职业，不同于任何一个普通的职业，它承载了太多的道德期许。在中国传统社会，医者既自重也获得广泛的社会尊重，他们以“悬壶济世”自任，志在救死扶伤。中国人的职业理想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好的职业伦理塑造了良好的医患关系，患者对医生感激还来不及，杀医伤医闻所未闻。

　　然而，自实行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传统文化讲求“重义轻利”，以言利为耻，主流意识形态甚至一度排斥、拒绝市场经济。但是经过3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不仅完全接受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而且将市场机制推行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医疗领域。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下，人们基于逐利的本能，都将自我利益推至最大可能的边界。在此过程中，传统的伦理秩序迅速瓦解，规则被踩在脚下。这种社会就是博弈论上所谓“囚徒困境”的社会：每个人为了实现自我的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

　　那么这一切是不是应归咎于市场化（至少就医疗领域而言）？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论证过，市场是组织经济、社会活动最有效的形式，社会中若干自利的个人通过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协调作用，能够达致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斯密的论证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中国在改革前后的经济发展历程就是明证。然而市场的确存在着先天的缺陷，这就是它容易唤起人性中最原始的利己的欲望和本能，如果不加以有效的约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影响，这也是斯密在论证市场机制的作用时高度警惕的。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斯密写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重点并不在于阐述市场的有效性，而是告诫人们如果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市场会失灵。因此要获得市场的利益而避免其可能的风险，离不开法律的规制和政府的监管。

　　然而要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谈何容易，这不仅因为涉及复杂的制度设计（医疗市场尤其如此），而且因为政府作为一种人格体也是自利的，它可能与金钱结盟而放弃监管或不愿实行真正的监管，这又涉及民主问责和法治权威等宏观问题。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主要不在于缺乏制度理性，而是缺乏法治权威，“莆田系”的长期存在就是一个例证。

　　（作者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