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现在起到2030年以前，既要完成经济战略转型这一核心要务，更要在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中国的实际地位与话语权，加快向产业与金融强国的发展目标迈进；在此过程中，上海应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指示，前瞻性踏准国家战略脉搏，对标纽约与伦敦等处于高端产业分工顶端的超级城市的发展逻辑，提升在全球顶层分工价值链中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充分肯定上海既有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划出了四方面的重点，特别希望上海要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毋庸置疑，上海在中国的经济与科技版图上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尽管从经济总量与格局变迁来看，面对周边省市以及全国其它地区的竞争压力，上海原先拥有的先行发展优势有的正在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在培育之中，但上海之于中国经济与科技格局中的重要性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单从经济总量而言，广东差不多相当于上海的三倍，钢铁大省河北的经济总量也已超过上海不少，但上海在金融市场、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系统集成、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专业服务优势，是一般省份难以比拟的。而国家之所以希望将上海建成全球科创中心，就是看中上海在这些方面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如果上海能够率先实现经济增长依靠技术这一核心要素驱动，并能因应全球产业与科技变革新趋势，在关乎中国国家经济与技术安全进而适应21世纪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根本性突破，显著提高行政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营造所有创新主体对建设科创中心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创新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能将上述要素激活的生态环境。形成只有超级城市才能提供的新地理力学，则上海不仅将是中国战略产业的运营中心，还将逐步拥有全球经济、科技和教育资源的配置权。显然，这个时间跨度至少需要两个五年规划。

　　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上海目前正处于着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第四阶段。如果自贸区的先行先试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显著提升上海在全球金融分工中的格局。当然，人民币在加入SDR之后，其由贸易结算货币向国际投资与计价货币演变进而迈向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的时间跨度，可能会很长，至少在目前并不能给出确切的时间表。从美元和英镑演变的时间周期来看，一般需要20年左右。而依照大国金融的发展逻辑，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前提条件。一旦人民币开始承担全球货币体系的关键角色，那就意味着在本轮较为漫长的全球金融体系变迁中作为变革动力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必须在这个进程中建成现代化金融体系与多层次且发达的资本市场。

　　另一方面，目前，全球科技的发展正在发生不以政府规划为指标参照的变化，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以及现在看起来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变化趋势的创新性企业，其在跨产业整合方面的延伸能力，其对人类未来消费体验的前瞻性研发和测试，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全球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这就需要上海在科技软环境方面有突破性改革与发展。大力营造能够孕育这些前沿科技成果所需要的“积极不干预”的科研氛围；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其背后并不是简单的大当量技术研发的投入与自我否定乃至再否定基础上的最终肯定。所以，上海应当抓住国家加紧加速“双一流”的契机，推动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以及科研体制的突破性变革。而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对个性化人才的高度重视，对产权尤其知识产权的最优先保护，亦是政府需要着力关注的重要领域。

　　而从操作层面来说，上海可对标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整合金融市场、服务贸易、投资以及研发资源，构建高度网络化的金融、法律、会计、广告、营销服务体系，培育作为战略产业运营中心所需要的信息服务与高端管理能力，力争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战略产业领域形成与国内其他省市之间的有效分工。实现世界级的项目统筹和运营管理能力发展目标，形成从设计、生产到服务的系统集成，以最终实现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另一方面，随着自贸区改革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和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国内外部分增量要素资源正在或可能流向上海，上海应着力加强营商环境建设，适当加快金融市场的开放，在与北京、深圳等国内金融中心形成有效分工的基础上，应该尽力避免与香港之间的同质竞争，尽快实现功能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