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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大坪正街71岁的赵大爷独自居住,爱喝酒的他常常酒后拨打110,有时说没带钥匙,有时说摔倒了,其实他是不堪寂寞,就想找民警来好有人说话。5日,大坪派出所民警介绍,经统计,赵大爷一年来竟然拨打了1483次110。(8月6日《重庆商报》)
“有困难,找警察”,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热门口语,一些人滥用警力资源,乃至近年类似赵大爷的案例还真不少,比如,不久前“报警求厕纸”一事就曾搅得舆论哗然。平心而论,如果不考虑具体情况,单纯批评这类报警者滥用公共资源,不免有点上纲上线。
从新闻报道来看,赵大爷拨打110,很多时候不过是想借报警的机会找民警聊聊天,排遣内心孤独。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正需要民警前来排忧解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谎报警情或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赵大爷的行为算不上报假警,但扰乱了公共秩序,浪费了警力。可鉴于第二十一条规定,对70岁以上的行为人,不执行行政拘留,所以民警只能对老人进行批评教育。
一项统计表明,在全国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的电话中,属求助性质的非警务报警占了六七成。赵大爷一年来拨打了1483次110,是由于孤独而想找民警聊天,是出于对警察的信任。如进行换位思考,老人的行为应该被理解。但如果不加制止,这种“有法不依”的行为又着实让人头疼。
这些年警察对“国际友好人士”、“社会名流”等丢包、丢自行车之类的小事破案神速的事例,本就让人们对110出警机制产生误解。民警对赵大爷这样的请求,无论是不理会或是予以处罚,都只会导致警民误会加深。而若事无巨细、轻重缓急,警方都管起来,最终将会导致“110报警”电话小事扎堆、大事急事管不来的乱象出现。这就是法治的尴尬。
其实回到事件本身,此事无非反映了该重视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如果居家养老的效果更好一些,如果社区对孤独老年人的精神状况关注多一些,或者社会组织对这个群体的帮助更热心一些,这种法治尴尬自然会消解。法治社会不是司法部门和执法部门唱独角戏就可以建立的。法治进步需要社会合力,否则,类似的执法困境依然会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