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地爆出出租车主聚集反映私家车使用打车软件的“专车服务”抢占市场影响收入的问题。官方响应积极，继沈阳、南京、上海、北京等多地叫停私家车“专车服务”后，交通运输部有关部门也表示，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部分地区对“专车”实施“黑车”式打击，主要原因有二:担心出租车司机不满，造成社会不稳定;行业改革将动出租车公司的奶酪，各种利益关系不好摆平(1月12日《人民日报》)。

　　按照管理部门的说法，依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各地的配套规定，私家车参与“专车服务”系“非法营运”，因此要作为“黑车”坚决予以打击取缔。这种说法，看上去是严格依法行政。然而，网络和传统媒体舆论却是一片嘘声，反倒批评管理者武断决定，呼吁尽快推进行业改革。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即作为利益关系另一方的广大乘客饱受打车难困扰的问题，被管理者忽视。

　　“专车服务”何去何从，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不妨问道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法的基本价值是利益平衡，这是古今法治实践形成、中外法学家都认同的共识。执法的过程，其实也是平衡各方利益的过程。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乘客甚至“专车服务”私家车主以及有关市场主体，都在各地主管部门“叫停”“打击”中，实现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

　　综观大量媒体评论对有关部门的质疑，问题似乎出在执法环节，而根源却在法律法规本身。如果各方利益已经如此难以调和，而“依法行政”反倒使对立变得更加尖锐，那么对作为执法依据的现有法律法规政策规定还不作审视，则是对社会群体利益的选择性漠视，法律法规作为利益平衡器的价值如何体现?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应只是僵化地执行冰冷的法律法规条文，也不应只体现在执法层面。在立法层面，更应当有强烈的法治意识———追求和充分发挥法的平衡利益价值，及时对各方意见和利益诉求进行综合考量，“坚持立法先行”，对相关法律法规作出解释，或依据形势变化作出修改完善。诚如是，“专车服务”去留之争才有良法的指引，“专车服务”何去何从才有可能得出更加公平公正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