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委昨日公布了《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2月3日《扬子晚报》）

　　要求领导干部报告“婚变”的，并非南京一家。如，2005年6月，江苏泰州《关于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通知》中，本人婚姻变化情况就在14项需要报告之列；2007年7月，郑州市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领导干部本人婚姻发生变化应向组织报告。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个人的婚姻变化已不是个人的家事，或者说，从婚姻变化中也能看出领导干部的人品。从近年来发生的案件看，一些领导干部在婚姻变化中，还掩藏着生活腐化、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才又一次重申“婚变”必报的规定。而事实证明，让领导干部做到应报尽报，尤其要做到“婚变”必报，仅仅下发规定、重申规定是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相关的配套制度跟进。

　　如，进一步扩大抽查比例，直至做到应报应查；不断扩大公示范围，直至做到向社会公开；加大处罚力度，直至降职降级等。再如，对“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等敏感事项，还要积极探索“事前”报告制度，并将婚姻变化的主要原因、婚姻变化后的财产处置等列入报告内容。

　　也就是说，只有将“婚变”等敏感事项报告的“关口”前移，只有加大抽查比例和处罚力度，只有将“报告”晒在阳光下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才能防止漏报、不报以及不如实申报，才能让领导干部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否则，即使再重申，内容再具体，对一些“问题”干部来说，也不可能或不会应报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