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世界女性领袖高层会议上，代表们对实现性别平等强烈呼吁，并特别提到了参政议政等方面的不平等；而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八十七届奥斯卡颁奖礼上，饰演《少年时代》中母亲一角的最佳女配角帕特丽夏·阿凯特，也在致谢辞中向女性致敬并呼吁性别平等。女性节日来临前后，关于性别平等的讨论再次在地球另一端引发热议。

　　西方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持续多年。200多年前，西方人权概念的基础确立之时，并未给女性留下位置。法国思想家波伏娃甚至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伴随着女性主义者的不懈抗争，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得到了提升和改善，获得了选举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等在内的公民权利，并日趋与男性权利达到平等。

　　时至今日，女性主义者所争取的权利内涵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两性平等，关于两性平权、两性同格的讨论给两性问题带来了更多的启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皮特·格里克和苏珊·菲斯克提出，在文明社会，“温和性别主义”伺机而动，无孔不入。女性被描述出弱小和需要男性保护的特性，进一步强调女性在性别分工方面，最擅长做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相比明显性别歧视的“恶意性别主义”，前者仿佛披上了一层温和的外衣，让女性难以察觉，甚至欣然接受。

　　在此类意识驱动下，女性不会修电脑、不擅长开车就显得很“正常”，大龄未婚就是“剩女”也不足为奇。而有关洗衣粉、冰箱、厨具等的广告主角大多数都是女性；汽车、商业精英类的广告中，大部分主角却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标签化，让她们面临着看似温和可触、实则冰冷难摧的玻璃天花板。

　　波伏娃给出的药方之一是实现女性的经济独立。现代社会的分工方式和技术进步，已经逐渐消解了男女从业的各种差异，如今，很多女性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那些能干、独立的女性甚至被称为“女汉子”。“女汉子”形象的强调和突出，恰恰是女性的形象被定位的一种表现。法国时装大师可可·香奈尔在设计服装时就注意以舒适和便利为出发点，拒绝取悦男性审美，外界都认为她用这种行为彰显着女性的解放和独立。但她在一生中不断提及的却是“女性气质”。这可视为一种提醒——女性的自立是以女性的身份达成的，而非被错位为“汉子”。

　　波伏娃在一次采访中曾说，希望她的《第二性》有一天会过时。但遗憾的是，今天的情况距离这一著作的过时恐怕仍有时日。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需要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而这意识的觉醒不仅仅在于对权利的认知，同样需要对自身义务的肯定。有趣的是，英国演员艾玛·沃特森在2014年联合国性别平等活动“他为她”的演讲中说，男性和女性都应享有同等权利，如果男性不再被迫掌控一切，女性也不会再被迫逆来顺受。正如艾玛所说，男女性别不同，却并非对立的两个派别。并不是一方只负责貌美如花，另一方包打天下。无论女性还是男性，都需要考虑是否落入“温和性别主义”陷阱，不要被刻板印象遮蔽了应有的权利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