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依然可以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在侦查终结后向检察机关提出审查起诉，只要合乎法律标准，案件就能到达法院，并作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判决。

　　备受关注的南京虐童案昨天有了新进展：在专门举行审查逮捕听证会后，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对嫌疑人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对虐童感到义愤填膺的人可能会有些失落。在我们的文化叙事中，“养母+虐待”足以让世人举起道德大棒对施暴者穷追猛打，何况网上疯传布满伤痕的男童照片，早已让网民感到“铁证如山”，执法部门怎么不赶紧抓起来判刑反而把人放了呢？其实，从司法程序上讲，不批捕并不意味着不追究法律责任，更不意味着对虐童行为的放纵。作为刑事执法的一个正常环节，我感到检察机关的不批捕决定，凸显出更多的法治意味。

　　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逮捕是对嫌疑人、被告人最为严重的权利限制，也是最耗费国家司法资源的强制措施。出于对保障人权和节约资源的考虑，现代法治国家大多确立了“羁押为例外、保释为常态”的法律原则，只要嫌疑人不逃跑、不妨碍作证、不再危害社会，一般都不会逮捕羁押。

　　我国刑事诉讼法曾规定逮捕的条件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有逮捕必要。因其过于宽泛和原则，导致刑事执法中逮捕率畸高。来自检察机关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刑事案件的逮捕率是90.2%，之前的3年分别是91.6%、90.5%、89.2%。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许多法治国家——羁押的适用率通常在40%左右。其结果是既造成监所不堪重负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也给被羁押嫌疑人的权利带来风险。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的条件，具体列举了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五种“应当逮捕”情形，只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这意味着新法将大幅度压减不必要的逮捕，折射出法治的进步。

　　具体到本案，虐童行为虽然在道德上不可容忍，但从法律上判断，是否具备逮捕的必要性，需要综合各种因素考量：一是受害儿童属轻伤，二是嫌疑人在听证会上发布致歉信，三是嫌疑人与被虐儿童生母是表姐妹关系。综合评定，检察机关的最终决定是适当的，符合新刑事诉讼法从严适用逮捕的立法精神。

　　当然，不批捕并非意味案件就此了结，公安机关依然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在侦查终结后向检察机关提出审查起诉，只要合乎法律标准，案件就能到达法院，并作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判决，警示、教育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