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单位和个人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约为个人工资的46%.以北京一名30岁、月薪6000元男性职工为例，其每月单位和个人缴费金额2700多元，1年约3.3万，大约30年，到60岁退休时，总缴费就已达到100万元。（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2版）

　　“30年社保缴费百万”，尽管这一缴费总数确实令人咋舌，但在“社保缴费占工资总额40%-50%”的现实语境下，显然又不是什么让人意外之事。事实上，若进一步考虑“未来工资增长”“延迟退休”等因素，对于许多职工来说，“缴费百万”可能只是一个偏低的估算。

　　我们的社保缴费水平明显偏高，但相对应的社保待遇，又是明显偏低、很不相称。如社保缴费中权重最大的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替代率呈现逐渐走低趋势，从改革初期的60%多降至四五成水平”，而依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养老金最低替代率应为55%，替代率达到60%至70%，才可维持基本生活水平。再如，医疗保险，尽管缴费比例不菲，但实际报销比例却一直不高，远不足以真正化解“看病贵”。

　　一面是社保缴费水平明显偏高——“30年百万”，另一面又是社保待遇并不给力。我国社保制度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局面，原因无疑十分错综复杂，涉及诸多社会宏观的社会背景。比如，在社保制度的改革转轨过程中，由于历史欠账未得到及时填补，而形成长期的巨额亏空，如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规模扩大，再如，在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下，整个社会“入不敷出”的抚养压力不断加大。由于医改不到位，公立医院事实上仍存在非公益的逐利体制，吞噬着宝贵的医保基金。

　　而从社保制度本身角度看，“高缴费、低待遇”格局的形成，归根结底，无疑还在于现行社保制度仍存在许多设计缺陷。比如，除了职工和企业缴费，政府财政对于社保尚未形成真正充裕稳定的投入机制，也尚未构建起真正“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甚至存在“负激励”问题，这诚如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指出，“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就是灾难”。社保基金统筹层次过低，有限的基金分散在市县一级，基金缩水贬值严重。

　　因此，要想减轻“30年缴费百万”负担、改变“高缴费、低待遇”社保格局，并无简单捷径可走，只能依靠系统化的全面深化改革，尽快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部署的一系列相关改革，如“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健全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