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婚姻家庭一直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热门话题。国家民政部最新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则使这种讨论再次掀起高潮。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自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80后结婚3年内申请离婚的超过40%。

　　离婚率连续12年递增、80后夫妻3年内离婚超过四成，这些都是非常吸引眼球、刺激神经的新闻要素，“标题党”当然也很快抓住了这些新闻眼。在将这些数据放上标题的同时，还轻率地进行归因、做出判断、得出结论。有的暗指80后群体存在性格缺陷，难以相处，或者感情轻率、儿戏婚姻；有的批评人们物质功利，甚至怪罪于社交媒体，因为通讯便捷而增加出轨和婚姻破裂的风险。当然，也有人对此乐见其成，认为离婚率走高是人性解放、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离婚率高企是一个社会事实，但它成因复杂、情况多样，不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客观分析就进行归因、判断下结论，未免过于轻率。婚姻破裂这个情况本身的多样性，以及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对于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也是多层面、多角度的，相应地，应对这一新情况的社会政策，同样应该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开展。

　　从近十几年的数据来看，成年人口未婚率、离婚率逐渐走高，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2014年，在美国的成年人口中，单身群体的规模首次超过婚姻群体规模，占比50.2%。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人们的经济独立性大大增加，受教育程度空前提高，思想观念随之改变。人们对于婚姻的理解和期待，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中国离婚率逐年递增的趋势，与全球范围内的这一基调是大体趋同的。即使是广受抨击的80后性格特征这个因素，其实性格也只是一个表层的特征，对人们性格形成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的变化。

　　当然，在全球趋同的上述基本社会背景之外，还有一些中国特有的原因和表现。比如有研究发现，中国的离婚率与楼市政策呈现强相关性。在近年来实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中，商品房首付、贷款利率、二套房购买资格以及税费标准、拆迁房分配、限价房购买等，都跟婚姻状况密切相关，导致大量的“技术性离婚”。在“3年离婚率40%”这个骇人听闻的数据背后，其实可能还有很高的复婚率。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社会压力、工作压力过大，生活节奏加快，负担过重等，当这些外部压力传导到家庭内部，也会导致婚姻变得更加脆弱，甚至走向破裂。

　　跟离婚率逐年走高相伴随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未婚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大龄未婚现象也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城市人口中适婚女性择偶难，以及农村人口中适婚男性择偶难。近日媒体报道，在山东省的某些农村地区，本地适婚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有的甚至超过4:1。在激烈的择偶竞争中，“娶媳妇难”催生高价彩礼，动辄就高达十几万元。家庭不富裕、拿不出彩礼的男青年自然结不起婚，那些承担了高昂成本、顺利结婚的男青年，债台高筑的也比比皆是。这种以经济能力为主导的婚姻，其基础是否牢固、能否长期存续，可能也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尽管有着复杂原因和多样化表现，但过高、并且还在逐年走高的离婚率，确实是一个应该重视的社会现象。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谴责并无助益。通过深入细致的经验分析和实证研究，才有可能更加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事实，为制订有效的公共政策、改善社会治理效果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