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前往河北省保定市灵山镇的下岸村，见到了身处舆论漩涡的被拐妇女郜艳敏。郜艳敏称外界的关注令她和家人感到不安。她说，公安局现在该去查该去追究责任的应该是人贩子，而不是她家人。他希望外界不要再打扰她，还她家平静的生活。

　　郜艳敏，媒体多以“被拐女教师”，以及带引号的“最美乡村教师”指代她。而媒体在用“最美乡村教师”时显得心事重重，用引号似乎想发人深思，好像要引出一个大大的讽刺。说这么多是想表明，在郜艳敏事情上，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多的是俯视或围观心态，而没有真正把郜艳敏看作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正常情感，一个曾经受过很大伤害更容易因敏感而被反复伤害的普通人。

　　在报道郜艳敏时，媒体本意伸张正义，控诉万恶的人贩子，可人贩子到目前还不知所踪，郜艳敏和她的家人就在眼前，结果是郜艳敏在间接受到伤害，包括“被拐女教师”的称谓，以及那些试图制造她和体制权力紧张关系的幕后故事。不是说权力在郜艳敏一事上并无过错，而是在名义上为郜艳敏维权的同时，有没有为弱势个体的更长远未来作打算?而现在的局面是，我们正在用人贩子的罪恶反复惩罚郜艳敏。

　　郜艳敏是弱势个体，她现在所在的乡村是落后农村，这是个靠礼法维持秩序而尚未用法律治理的中国一角。郜艳敏遭遇不幸后，因缘巧合下生活重回轨道，甚至还有个正常的家庭，而且凭着个人努力成为所在社区不可缺少的人，虽然这些都不是她被拐前所想的，但再不幸的生活还得继续，所以郜艳敏后来的生活，包括她所获得的体制给与的荣誉，我们不能因为她的被拐身份予以否认甚至讽刺，毕竟相比尊严、公正，对很多人而言首先要的还是生存。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人贩子的犯法惩罚受害者的以后生活。

　　人贩子尚不知所踪，因为他（们）的罪恶，郜艳敏还在被反复伤害。所以她说“应该追究的是人贩子，而不是她的家人”。现在要做的是，不要再用判断性言语、制造话题、紧贴围观等冷暴力骚扰她和家人，不要再让她个人的不幸遭遇承载法治社会的全部期待。

　　对一个个体弱者而言，首先要考虑她的所处环境，郜艳敏处于礼法社群，因为她的教师工作和广受关注，社群得到实惠并回报她的生活境遇；媒体和公众以为关注她的现实遭遇，可以为她获得迟到的正义和公众，殊不知乡土农村不靠法律治理而靠礼法维系，殊不知媒体和舆论对权力对周围人群的约束力，对乡土农村效力实在有限。那么少了媒体持续关注的庇护，郜艳敏还能继续拥有本就不多的拥有？在郜艳敏事情上，媒体如此；在余秀华事情上，媒体也是如此。

　　说这么多，笔者绝非反对惩治人贩子。而是认为在启动追究人贩子程序的同时，还要多关注郜艳敏的现实境遇和个人情感，媒体和公众不要一厢情愿地以拯救者围观者姿态，不要不停以语言和廉价的同情心这样的冷暴力将郜艳敏置于难堪境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语境下，城里人对农村弱者的话语，可能处处都是伤害。

　　为政者经常说，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遇到的问题。法治中国、落后农村的宏大问题，不该全由一个弱女子的不幸遭遇来承载。公共的焦虑，过多的关注，只会让郜艳敏反复承受人贩子的罪恶造成的惩罚。

　　人贩子当然要追究，只是过程中还是放过郜艳敏吧，媒体要想一想，你们的短暂关注，还能保护她多久？

　　文/程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