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对机动车施行了一段时间单双号限制，往常路上塞车不断的局面得到大大缓解，由此引发人们对交通管理的讨论。一项调查显示，74.3%的受访者认为城市拥堵的主要原因在于私家车越来越多，66.7%的受访者支持对机动车进行限行。同时，77.1%的受访者指出，虽然限行好处多，但不是最终目的，如果不能有配套的公共政策支持，只会越限越堵（据9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城市家庭汽车拥有量的多少，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几乎就是城市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标尺，但一个较为“残酷”的现实就是，随着城市居民汽车拥有量的迅速增加，交通拥堵和有效治理就成了城市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难题，纵观我国北京、上海、贵阳、广州等几座治理交通拥堵过程，几乎就是沿着一条相同的轨迹，一开始的限牌，然后是限牌+限外，再接着就是限号、限行等在“限”字上做文章，而围绕“限”字所赋予的实质就是用收费、罚款来做“杠杆”，无一例外的把眼睛盯上了拥有汽车家庭的钱袋子。

　　对于不少一二线城市市民出行者来说，能够顺畅不拥堵无疑就是最大的舒适和幸福。尽管有媒体进行的这项调查，罗列了市民日常出行最为重视的三项调查问卷，问卷显示：79.1%的受访者最关心安全，65.6%的受访者重视快捷，45.1%的受访者重视舒适。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最重视道路是否会拥堵，道路顺畅，安全性提高，出行自然也就变得快捷，给人带来舒适的出行感受，一旦拥堵在办路上，其他一切既没有意义也不复存在。但治堵不仅是为了保障道路的畅通，方便更多人出行，更应当尊重包括有车一族在内所有人的出行权利，如果为了“治堵”限行、限牌、限号、限外等，对有车一族进行多重限制，并且对不遵守这一“规则”的行为进行经济处罚，甚至为了限牌，政府将牌照资源进行竞价“拍卖”，这看似在“治堵”，却让人不能不怀疑是在治堵的名义敛财。

　　或许是受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围绕“限”字治堵的启发，不少地方城市一出现拥堵，在计划选择治堵措施时，几乎毫无例外马上就想到了“限牌”、“限号”、“限行”，拍卖牌照，提高停车场收费，而这些措施更几乎无一例外缺乏“智慧含量”的同时，把目光都瞄向了市民的钱包，视乎治堵就是政府用行政权力让市民付出代价，正如很多网友所言，这种以“限”字当头，附加提高收费的政策治堵，不仅加重了市民的经济负担，治标不治本，市民的出行和拥堵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首都还是“首堵”，上海还是车牌照屡屡拍出新高的同时，高峰时段驾车依然寸步难行，广州等“限”字城市基本都是因此。正如77.1%受访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能有配套的公共政策支持，只会“越限越堵”。

　　显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限”字上做文章，以高收费的“杠杆作用”，无疑会控制私家车数量的增长，也无疑是最省时省心办法，而且还能让地方政府的财政定期收获一大笔银子，但在市场经济环境和提倡建设幸福城市的理念下，用行政手段和收费措施来控制私家车的增长，显然有悖市场规律。人们在经济收入状况改善和追求生活质量过程中，购买私家车和畅通出行更无疑是幸福城市的基本需求，一个依靠“限牌”、“限行”、“限号”和高收费手段又不能保证出行畅通的城市，城市的幸福指数注定要大打折扣。

　　拥堵需要治理，群众的公平出行权利更需要尊重，而治堵的办法很多，尤其要反思为什么道路规划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机动车增长速度，公共交通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发展瓶颈，无论“治堵”的路怎么走，务必不要再迷恋“限”字，机动车的增多和出行畅通，不仅体现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更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活力，没有科学的规划和智慧的管理，把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限”字和提高收费来治堵，或可以暂时缓解拥堵表象，但“限”字里面找不到治堵良方，不仅最终只会走向“越限越堵”，这样的“治堵策略”在普通百姓眼里，政府不只是公信度缺失和智慧贫乏，折射出还是懒政以及对百姓群众利益的冷漠甚至贪婪。（朱永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