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一企业在招聘会上开出“孝道工资”，引发社会热议。省社科院研究员冯桂林表示，在老龄化加剧的时代，企业倡导孝道，给员工亲属发工资，这种做法是可行的，并且值得赞赏，而不应该有过多的挑剔、质疑。

　　一旦贴上“孝道”的标签，居然连质疑也“不应该了”，似乎质疑“孝道工资”就是不讲孝道了。这样扣帽子的逻辑屡见不鲜，其可怕之处莫过于此：一旦被置于某顶冠冕堂皇的高帽之下，你便不是原来的自己，不管你是否喜欢，你就得按照这顶“帽子”所定义的内容机械从事，稍涉雷池“帽子”便可能变成众人争相讨伐你的道德利器。

　　“孝道工资”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企业给员工父母发放孝道工资，二是企业裁定员工的孝道表现。显而易见，起决定作用的在于后一条。对“孝道工资”大加褒扬者往往关注于父母受益这一表象，至于企业如何裁定员工是否讲孝道却语焉不详。退步讲，如果有员工触犯企业制订的孝道“天条”，企业是否会停发这份工资呢？如此员工父母岂不成了实际利益的最大受损者，这与企业倡导的孝道精神是否一脉相承呢？

　　百善孝为先，讲孝道是中华美德，确值提倡，但讲孝道与员工工作表现并没有绝对因果关系。一个公众眼里的“孝子”，未必就是兢兢业业的员工。一个企业眼里的敬业模范，未必铁定是尽孝的楷模。反倒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不少先进工作者台上交流最多的，是检讨对父母关心不够欠了不少“孝道账”。当然，这倒不是说工作和孝道水火不容，而是如何突破传统话语体系，塑造新的孝道评价标准，以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这一方面如何作为尚需更多细节佐证。

　　其实，笔者心底还有另一个疑问，那就是企业是否有权评价员工孝道行为的资格。员工是否尽孝，充其量只是局限于道德舆论范畴。作为市场经济单位的企业，其发放“孝道工资”，某种意义上是将道德问题利益化，被利益化的道德还可以称之为道德吗？

　　另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孝道的表现形式极其复杂。给父母经济援助当然可以看成是孝道的表现之一，但是，对于更多父母特别是那些“空巢老人”而言，儿女常回家看看比给钱给物更能彰显孝道。如果一个企业无视员工的年休假制度，那我们是否应当“恨屋及乌”，指责企业的“孝道值”呢？

　　质疑“孝道工资”，并非为了质疑而质疑。只是觉得，孝道归孝道，工作归工作。各有各的范畴，超越范畴就难免绑架之嫌，甚至被扭曲利用，成为一种徒有其表的模式化孝道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