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11月，仅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全国检察机关就查办35240人，占同期检察机关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总数的22.3%.据最高检调查，与其他领域相比，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乡镇站所和农村基层组织，其中尤以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这“两委”负责人的犯罪占比最高（3月1日《法制日报》）。

　　善政善为、好事办好，当为对党的惠民政策落实到位的完整解读，但在现实生活中，由“最后一公里”监管失守而导致的政策扭曲或资金流失现象却时有发生。村“两委”干部成涉农扶贫领域里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凸显惠农政策落实过程中对基层监管失之于软的管理短板，敲响了惩治“小官涉贪”、规避监督“灯下黑”的反腐警钟。

　　作为社会管理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尽管村“两委”组织身处底层末端，但却有着直接面向群众、诠释政策的特殊优势与纽带功能。故此，人们常常把扭曲惠民政策、侵占涉农资金、借机损公肥私、损害百姓利益的“小官涉贪”，戏称为念歪“好经”的“歪嘴和尚”。村级干部在农村扶贫等涉农事项中的贪腐犯罪，其后果并非只是简单的公共资财流失，更有着损害政策信誉、玷污政府形象、动摇执政基础的深层次危害，负面效应不可小觑。

　　纵观村官在扶贫领域里的职务犯罪，其贪腐手段也不过是截留、骗取、套取、冒领、挪用、侵吞之类的寻常伎俩，并无多大的技术性含量。但由此暴露出的监管漏洞却值得关注和亟待补救。比如，缺乏监督的“一言堂”，收不入账的“瞒天计”，巧立名目的“乱提留”，层层刮油的“吃回扣”等。究其原因，既有村干部心理扭曲、敬畏缺失的素质缺陷，更有透明缺失、监督乏力的制度短板。

　　遏制“小官涉贪”的频发势头，需要教育、监管、问责、惩戒多管齐下。首先，要加强对村级干部的素质教育，着力提升为民理念、廉洁意识和法治观念。尤其要引导善待和用好手中权力，走出“村干部非国家公职、捞取好处不算贪腐”以及把党的政策温暖视为个人施恩于民的认知误区。

　　其次，要完善村务管理和政策落实的民主监督机制，做到惠农政策、资金总量、资金分配的“三公开”，确保民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规避由村干部“左兜装钱，右兜装票”的一支笔和一言堂。

　　其三，要强化对扶贫资金的申报、拨付及使用的过程监管。作为有别于粗放扶贫的“精准扶贫”，其本意就是要运用科学有效的监管程序，实现对扶贫对象的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这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对扶贫开发的全天候管理，力避“一拨了之”“一放了之”的懒政，防止各环节的跑冒滴漏，尤其要强化“最后一公里”监管，努力达成扶贫对象、措施到户、项目落实、资金使用、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的“6个精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