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慈善法规定：“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不得妨碍公共秩序、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这意味着，行政索捐、文件派捐等各种“逼捐”行为被法律划出了红线。

　　最近，网曝“兰坪县政府发文给各单位人员下捐款指标，仅临时工可自愿”，尽管该县作出解释，然而利用政府发文敦促职工捐款，未免有变相摊派之嫌。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慈善的法治浇灌还任重道远。

　　法律禁止募捐摊派，实质也是对自愿慈善的倡导。就捐款行善而言，是内心的道德选择，不应迫于权力，不该碍于压力，不需看谁的面子，而应植根于自愿自觉的土壤。相信不少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地铁上遇到乞讨者，本不想捐钱，害怕听到“这人怎么一点爱心也没有”的议论，就乖乖掏了钱。虽然终是行善，但总有“强扭的瓜不甜”的感觉。

　　不过，当这种“强扭”的善行放在富人身上，不少人的角色便发生转换。比如，马云曾被“逼捐”，有的人声称“你不捐款，我再也不淘宝了”。汶川地震之后，主张“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的王石，因捐得少被斥为“有理性、无人性”。前一段时间，扎克伯格“裸捐”引发国内一些人的“逼捐”心理，数落中国企业家、富人们缺乏慈善精神云云。“逼捐”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慈善又岂是“逼”出来的？

　　一些人的“逼捐”，比较流行的逻辑有二：一是社会责任逻辑，“达则兼济天下，你那么有钱就该捐”；二是比较责任逻辑，“没多少钱的人都捐得爽快，你更应该捐”。应当说，这种逻辑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甚至能形成相当的舆论压力。比如，当年“王石风波”之后，万科承诺捐出1亿元参与灾后重建。这貌似是公众施压的“胜利”，但也使富人陷入被索捐的纠缠，以致有企业家说，“捐几回就再不敢出头了。”可以说，“逼捐”的胜利不等于慈善的胜利。

　　其实，对于企业家来说，履行社会责任不止慈善一个途径。慈善固然很重要，却不是全部。企业家更基本的责任，是把企业经营好，让员工活得更好，对产业上下游负责，在此基础上才能让更广大的社会获得回馈。即便是企业家个人的财富，首先也应尊重其处置权。一方面企业家需要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懂得如何让自己的财富更好地造福社会、回馈社会；另一方面企业家在慈善的方式、途径、时间上，都有个人的旨趣与考量，比如有的企业家关注特殊人群的病痛，有的关注教育、环境等等，不能要求企业家必须捐款或每次必捐。

　　“世路之蓁芜当剔，人心之茅塞须开。”有慈善抱负的富人，不要因机制不顺而善行止步，用自己的努力去破局就好；更不要埋怨公众的挑刺，用行动与沟通去消除误解、赢得支持就好。真正富豪慈善的境界，会将自己的财富视为社会财富“神圣的信托”，把自己当成社会的经纪人，用自己卓越的头脑、精明的管理让每一笔钱都能最大限度、最持久地服务社会。

　　强迫玫瑰栽种在沙漠中，芬芳必不会持久；逼迫富豪捐赠，也逼不出慈善的未来。慈善的土壤是大爱生发的自觉，自觉的培养基来自感化后的自愿。“灾区的人比我更困难！”曾经一位乞讨老人在捐款时说的话，久久在人们心中激荡，超越了捐赠数字的多少，召唤着人们尽己所能去奉献。慈善的明天，必是将阳光打在他人的脸上，把温暖留在我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