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召开，审议《郑州市建筑市场条例（草案）》。根据“草案”，爬楼、爬塔吊、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等讨薪方式要被叫停。（4月23日新华网）

　　揆诸报端，类似爬楼、爬塔吊、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等讨薪“样式”，绝对非郑州一地所有，这种以生命或者以违法为代价的讨薪，当然可以视为“非理性讨薪”。

　　置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如此讨薪也并非仅存于建筑市场，在诸多行业中同样出现过，比如教师行业的停课讨薪，再比如出租车行业的罢运讨薪等。只是说，这其中尤以建筑行业为多。

　　从诸多案例来看，跳楼、爬塔吊式讨薪，固然是试图以此来威胁用工方及时付薪，但也并不鲜见因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或许这也并非讨薪者最初的想法，但是，如果不把自己置于如此的风险中，讨薪之路漫漫又长远。

　　这其中的一个悖论是，讨薪本是正常诉求，为什么需要以如此偏激的方式来维权呢？由此衍生开来，为什么这样的方式会被讨薪者所倚重呢？

　　如此讨薪，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利益表达，从现实效果来看，这显然并不是一种恰当的利益表达。而之所以选择这种不恰当的利益表达方式，实属讨薪者的无奈——不偏激不足以引起资方的重视，不偏激不足以引起舆论的围观，不偏激不足以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

　　这不禁让人想到此前河北的那个“锯腿硬汉”郑艳良，他之所以自己给自己做了“截肢手术”，正是要通过此举获得媒体的关注，进而得到相关部门的帮扶，最终证明，他此前始终无法解决的医疗保障问题，正是通过此举给解决了。以至于他后来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他怕自己的事降温：降温对他意味着，像他锯掉腿之前，只能躺在床上等死。

　　从根本上说，以偏激维权，是因为这些缺乏话语权的弱势者，无法通过正常制度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此次郑州抛出《郑州市建筑市场条例（草案）》，试图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终结这样的非理性讨薪，不能不说，在管理层面做出了相当努力的，比如在建筑领域，劳动用工实行实名制管理，并纳入建筑市场信用体系；比如实行工资专用账户制度等等。

　　那么，这份草案是否真的能够就此叫停爬楼、爬塔吊、切断水电、冲击施工现场等讨薪方式呢？应该说，这份草案还只是流于浅层化的规范修补，并没有对弱势者的话语权有制度救济安排。要知道，正是因为正当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弱势群体无法通过谈判和妥协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利益关系失衡的格局始终得不到调整，才导致弱势群体被迫采用体制外的偏激表达方式。

　　数年前，曾有课题组专门对利益表达制度化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何况还是一种合理的利益诉求，是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课题组随后还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提出了机制建设的路径建议，比如信息获取机制、利益凝集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利益协商机制、调解和仲裁机制。

　　观照郑州草案来看，至少在信息获取上，诉求表达上、利益协商上是着墨不多的，而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非理性讨薪问题，恐怕也不是一份草案所能实现的，依然必须回到利益表达制度化的建设上，让合理的利益诉求能够在制度范畴内得以回应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