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农村报》报道，广东潮州饶平县大澳村一名出生仅18天的男婴，被家人抱到居住在同村的县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吕学勇的家中就诊，次日凌晨男婴不治身亡。家属认为吕学勇有责，就聚众闹事，将棺材放在医生家中，并焚烧纸钱。后双方达成协议，家属获赔90万元。几天后，大澳村郑氏追远堂、秩祜堂理事会进行商议，认为此事极不合理，给大澳村脸上抹黑，遂动员家属归还赔偿，目前赔偿已全额退还。

　　此事的结局看起来颇为圆满。因为吕医生是位很受村民尊敬的好医生，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性情很好，对病人有求必应。当地一位老板愿意为他垫付90万元的赔款，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当地村民中有极佳的口碑。对于这样一位好医生，社会理应给予更多关心，不能让好人吃亏。另一方面，家属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医闹”，不能让闹事者得逞，否则将造成极坏的影响。从这些方面来看，乡贤的做法颇为公道。

　　但从法理的层面看，此事却极为不妥。首先，家属闹事固然不对，但闹事不能掩盖医生可能存在的责任，不能因为有人闹事了，就忽视闹事者的权利。此事应一分为二看，即闹事是一件事，但医疗纠纷是另一件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顾此失彼。其次，赔款90万元是由第三者代表吕医生与家属达成的协议，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即使赔偿额过高，也是出于双方自愿，假如没有正当理由，就不能随便毁约。

　　更重要的是，此结果虽然经过集中讨论，过程较为民主，但并不能排除存在胁迫。大澳村是个熟人社会，村民同宗同祖，都顾及个面子，不敢轻易得罪人。因此，乡贤作出的决定就极具权威，死者家属虽然有不同的意见和诉求，也可能不敢表达，其正当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吕医生再优秀、人缘再好，也不能说明他在诊疗中就没有出错，只有通过司法和医疗事故鉴定等方式，方能明确责任，保障死者家属的正当合法权益。

　　这起事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当前我国正全面推行家庭医生制，这个制度若得以较好执行，将使医患纠纷出现新的变化。以前，医患纠纷主要发生在医院，医生和患者多属陌生人，患者表达诉求很少会顾及周围人的面子。但家庭医生制将使纠纷发生在社区或村庄，发生在熟人之间，这一改变的好处是，患者碍于面子不敢无理取闹，会变得理性些，但坏处是，熟人、宗族力量等，会对患者产生压力，让他们不敢表达。

　　可见，乡贤劝退“医闹”看似可喜，但未必是好事，其重情理、轻法理的做法，不利于化解医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