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进医院，可不是去找大夫求医问药，而是想疗治医闹这个顽疾。这个方子，可行吗？

　　医闹的本质，不是讲道理、讲规则，而是讲究势与力的压服。谁嗓门大，谁造势足，谁能做出普通人不敢为的某些非常之事来胁迫对方，那就得听谁的。店大欺客，客大也能欺店。以闹促和，利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医患纠纷，其实是条野路子。

　　法治的本质，则是讲规矩，谁也别想欺负谁。处理医患纠纷，讲证据，讲程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然后是非曲直、过错承担，法律自有公断，两造皆无怨言。因此，按照规矩处理纠纷，才是迈向和谐医患关系的坦途通衢。

　　可是，规矩光口头上认还不行。自己真遇到事儿了，就绕开规矩办，还是相信野路子好使，等于没规矩。为啥会绕开呢？一来可能是规矩相对复杂，一般人搞不清楚。二来可能是对规矩还不够信任。怎么办？

　　这时，律师进医院，就大有裨益了。律师是路标，是向导，为医患双方铺展开了一幅法律世界的大地图。有了律师的帮助，复杂的规则话语就能被解译得平实易懂。当事人搞明白了规矩，按照法律地图的指引，就能推进纠纷处理程序。律师还能提供这些程序的技术性细节，指导法律行动。最重要的，医患双方能了解法律的红线所在，认识到自己的举止边界。相比那种为了应付局面失控的风险，才请警察驻守医院的“后端治理”模式，让律师进医院，无疑起到了“前端治理”从而提早化解矛盾的作用。

　　但律师参与治理医患纠纷，还得有个坚持公正性的前提。尽管经费保障上，医院和政府可以分摊律师服务的成本，但律师的角色更应该接近第三方，顾及患者的合法权益，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法律服务属性。这就像农村里的乡贤宿老，能调解得了琐碎的邻里纠纷，全在乡亲们信得过他们，不会“拉偏架”一样。

　　让规矩而不是野路子，变得“管用好使”起来，人们对规矩的信任、对法治的信仰才会日积月累，并从对社会生活的点滴体验中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