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舆论再次关注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关于全球智库的分析报告，麦甘发布这样的年度报告已近十年，这几年的报告中，被罗列于麦甘研究视野的中国智库越来越多，从2009年的74个上升到目前的429个，然而最后各项研究领域中上榜的中国智库仅有20个，“上榜率”仅为0.47%，这一指标之低令人汗颜。

    低“上榜率”直接含意就是智库的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低微。追踪研究麦甘年度报告，从2009年首次扩大所考察的中国智库数量之时，并没有带来上榜率的明显改善。可以直接这么说，貌似突飞猛进的中国智库，事实上还是在原地踏步，而显然这一状况是由官方智库的绝对垄断格局造成的。

    中国智库要大发展，并不辜负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语自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必然要寄望于有相当独立性但又与官方有充分联系的民间智库，而这发展的动力源应非政策性的利好而是市场性的刚性需求。

    现代企业及政府的决策者，都不应推定自己是世上最聪明的人而无需“外脑”支撑，也不应软弱到对身边的谋士言听计从，思想产品的供给再多，也并不改变决策者的决策责任，更不改变决策程序，只是影响了决策方向。当一个决策者被推定为最聪明，智库的思想产品就会变得无关紧要，智库要么迎合和美化这一源于决策者的思想产品，要么因无需求而庸俗化。

    也就是说，需求是刺激适应于市场性生存的民间智库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需求的来源越是多元，智库的产品越有市场前景。最大的需求应来自政府。智库需求包括创新型企业需求和政府决策性或咨询性需求。在美国，智库身影无处不在。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据称在1955年预测过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20世纪60年代初已建议美国政府加快中子弹的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而终于获得成功，使美国在核战略武器竞赛中增加了一份优势。没有政府需求的民间智库，其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有需求就必有供给，但供给质量不高，就会影响“有效需求”。唯有真正影响或进入决策性意见的智库产品的需求，才能称为“有效需求”。中国目前有很多政府规划课题，但有多少比例的课题研究最后转化为决策性意见而进入决策程序，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一般而言，智库之所以形成思想产品，有市场适应性，在于其产品的独立性和创新性，这才具备了市场效用，真正解决问题。要达到独立性，智库须中立于企业或政府，使其减少政策背书的美化者的嫌疑，而能独立进行新产品的再创造。官方智库或能形成规模效应，但因其与政府的亲密关系，能提前猜测决策者意图，并有可能最终制造出迎合决策者偏好的思想产品，偏离真正的市场需求，因而失去决策参考价值。非官方智库虽在贴近政府现行政策方面有缺陷，但产品独立性高，前瞻性强，决策参考价值大。

    近年来，中国非官方智库中除了多年前就创建的天则、九鼎继续保持影响力之外，公共外交专业领域的察哈尔学会也崭露头角，并把视野向更多领域拓展。然而，与美国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相比，中国非官方智库还相当落后。应鼓励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战略型企业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向民间智库采购思想产品，或给民间智库在竞标上的平等地位和公平机会，这样以需求为内驱力的非官方智库大发展的前景就会跃然于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