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报道，指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帮助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听、收集互联网民众信息。尽管美国的监听、监视早已不是新闻，但一家美国电信巨头与情报机构间如此“自愿互助”且被曝光尚属首次。

　　“窃听风云”频发，惹得大家人心惶惶，也不禁引发我们对网络时代伦理和法律问题的思考。当信息技术使实时监控成为可能，当网络监管使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时，技术的“双刃剑”也正“逼着”每个公民做出道德选择：是拒绝监控而使国家处于茫然的危险之中，还是让渡自己的部分隐私？难以纷说的答案，实际揭示的正是信息时代的伦理困境。

　　该不该监控？如何监控？监控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触及法治社会中，国家权力和个体权益应如何平衡的问题。在共同体中，个人让渡部分权利组成国家机器，目的是为了摆脱丛林法则，获得安全感；但是，如果国家权力僭越到可以任意监视私人生活，让人人处于被窥私的不安之中，那么这种安全感还有多大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少国家才纷纷以法律形式限定了监听行动的种种禁区。

　　哲学家弗里德说：“当且仅当一个人能控制关于自己的信息时，他才拥有隐私。”在互联网时代，这未免太过理想化，现实的两难让每一种选择都变得进退失据。但是，倘若以大历史的眼光，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人类更好的发展，会发现，叱咤当下的信息技术也不过是一种中立性的附加，会否具有负面的外溢效果，完全取决于我们以怎样的观念运用它。具体而言，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防“以目的正义证明手段合法”的道德陷阱，警惕“程序即正义”的法律陷阱，避免监听、监控成为伦理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