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中国特色强国之路如何走，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相比，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是由我国基本国情与所处国际环境决定的。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涉及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涉及中国对待多边合作、区域合作的立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

　　纵观西方世界历史，新兴大国崛起通常会对既有霸主构成挑战，而既有霸主则要回应这种挑战。这样，两者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这种现象的概括被后人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美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关系中美两国未来发展的命运，也关系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

　　为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必然选择，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如果说不冲突不对抗是维护新型大国关系的底线的话，那么，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则是双方追求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双方需要寻找、扩大合作空间与利益交集。

　　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基础之一是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国际背景。历史上，大国关系的核心是争夺殖民地与市场，排他性是其突出特征。即使在冷战时期，争夺殖民地目标不复存在，排他性也并未消失。东西方不仅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而且是相互对立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只是由于核威慑才维持了一种脆弱的平衡。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不存在全方位对抗关系，双方通过贸易及生产要素流动所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有机联系在一起。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另一个基础是中国已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现行国际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且是一组新型大国关系。其中，既有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欧关系，也有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俄关系、中印关系等。这种多重的新型大国关系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也使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均衡、更为稳定。当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没有竞争、没有矛盾，也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对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的利益诉求。但中国无论参与竞争还是谋求利益，都会运用和平、合作而非战争的方式。

　　亲诚惠容：稳定周边环境的基石

　　周边稳定对中国和平发展有着特殊意义。首先，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内部稳定的条件之一。中国的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等方面具有多样性。无论维护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稳定周边对中国来说都是最优先的。其次，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突出表现为不断提升的贸易、投资依存度与不断深化的亚洲国际产业链。再次，中国与周边国家是世界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未来相当长时期，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速和潜力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论”。最后，基于上述背景，近年来世界大国都在调整其亚洲战略，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度的“东向”战略、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等。换言之，大国都在力图影响这一地区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

　　为应对周边环境发生的变化，2013年和2014年，习近平同志先后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亲诚惠容理念与亚洲新安全观。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安全领域的自然延伸，它们共同的目标是创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亲诚惠容理念以平等、共荣为核心，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周边外交理念。例如，美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奉行所谓的“门罗主义”，其所体现的孤立主义明确要求欧洲国家不得干预美洲事务。这实际上是要把美洲大陆变成自己的后院，是要与欧洲大国划分势力范围。冷战时期苏联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打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旗号，构建了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周边体系。这同样是在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

　　亲诚惠容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与周边国家不仅在双边层面，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层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推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比如，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的快车、便车，这是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具体体现。再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所推动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巨大缺口；所倡导的全方位经济合作，有助于消除或缓解区域内安全风险如伊斯兰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