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事前民调显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与希拉里分别在3月1日“超级星期二”大胜，朝着获得本党提名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对共和党党内大佬与金主来说，要想阻挡特朗普获得提名，几乎只剩下了理论可能性。

　　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会知道特朗普能否获得共和党提名，甚至美国是否会出现一位“特朗普总统”。笔者更关注的，是特朗普所代表的某种现象，以及现象之下，美国政治正在经历的变化、正在面临的挑战。

　　“怪人”特朗普在初选中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共和党阵营，“茶党”代表人物克鲁兹目前排名第二；至于主流共和党人，无论是温和的杰布·布什，还是极为保守的卢比奥，只能逐渐边缘化。在民主党阵营，桑德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长期以独立身份活跃政坛。德国学者桑巴特有一本名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桑巴特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选举制度以及金钱政治。然而就是在这个国家，桑德斯获得大量年轻选民的支持。在党团会议“第一州”艾奥瓦，84%的年轻选民支持桑德斯，给希拉里制造了巨大的麻烦。

　　近十几年来，人们常用“极化”来描述美国政治：居于政治光谱左右两边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立场越来越极端，政治主张向着光谱两极移动。然而2016年的初选显然不是“两极”的。特朗普一些观点与传统共和党大相径庭，很难概括。他与克鲁兹、桑德斯的崛起，毋宁说是美国选民当中民粹情绪的崛起。而民粹的背后，则是选民的愤怒情绪。在弗吉尼亚，在佐治亚，在阿拉巴马，超过一半的共和党选民说他们感到被国家“抛弃”。总之，越是愤怒的选民，越倾向支持特朗普。

　　2008年，奥巴马与希拉里曾进行过一场历史性的初选。当时美国选民对“两场战争”与经济危机的愤怒情绪极强，他们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共和党、抛弃了民主党主流派希拉里，选择了“菜鸟”奥巴马。现在看来，那场“地震”显然并未完全释放美国政治中蕴藏的能量。8年之后，如此之多的美国选民仍然要选择“非主流候选人”，显示他们与8年前一样不信任华盛顿，不信任华尔街，不信任长期把持本党的大佬、金主与政客。

　　从数据看，美国经济早已走出危机。如此之多的“愤怒选民”涌现，显示美国社会中的某些真实问题：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缩水，家庭收入徘徊不前，社会阶层固化……1992年比尔·克林顿与老布什竞选时有句名言：“问题是经济，笨蛋！”24年后，美国很多问题并不在经济，而是在政治、在社会。全球化大势之下，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逐利，导致全球各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美国也不例外。面对全球权势分散与转移，普通美国人的优越感丧失，安全感下降。奥巴马打着“改变”大旗执政七年多，华盛顿政治恶斗并未改善。这些问题似乎无论哪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难以解决，在主流政治话语中似乎也没有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一些失去耐心的选民转向一些极端的选择：无论是“筑墙防移民”，“遣返穆斯林”还是同情“三K党”，似乎都不再成为问题。

　　无论美国内外，很多人都相信美国民主制度的成熟以及美国选民的成熟。美国选民是否会最终抛弃特朗普并选择一个“成熟”的候选人，或者随着选举进程深入甚至进入白宫之后，特朗普是否会逐渐变得“成熟”，这一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成熟度”构成了一次严峻挑战。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实际上是“绑架”了共和党，其实这与美国松散的政党制度有莫大关系。只要你自己注册是共和党人，你就是共和党人而且就可以投入竞选。美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导致一个很不典型、很不受党内精英欢迎的参选人在党内初选中一马当先，很多共和党高层已开始对本党“党魂”提出了疑问。

　　特朗普甚至还对美国的“军政关系”构成了考验。就在几天前，前中情局长海登在媒体上表示，一旦特朗普当选，美军可能拒绝服从其命令。作为与美军“体制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退役四星上将，海登可以说这是“个人观点”，但这又未必不是美军内部一种真实的情绪的反应，甚至是“体制派”一种隐晦的威胁。

　　总之，“特朗普现象”之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美国政治与社会的一些巨大潜流。美国能否成功应对巨大的挑战、变迁与转型，将对其未来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切，应该比特朗普本人能走多远更为有趣，也更值得关注。（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