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被逮捕的高文律师事务所年轻女助理赵威（网名考拉）7日获取保候审，她不仅当日通过微博证实自己获得自由，还随后通过长微博发了“致朋友们的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棋子”这个过程，表达了自己追悔莫及的心情。这件事迅速引起中外媒体关注，一些声音谴责相关律师对“考拉”的欺骗利用，也有声音质疑发表上述公开信是否出于“考拉”本人的意愿。

　　北京警方去年7月拘留了锋锐律师事务所及高文律师事务所的7名“人权律师”和助理，其中包括“考拉”和雇她做助理的“人权律师”李和平。今年1月上述7人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批捕。

　　“考拉”在公开信中介绍了自己带着关注公平、正义及社会公益活动的愿望走进“维权律师”群体的经过。她被许诺高薪，而后来才知道，项目资金和她的薪水都来自某境外机构的资助，而这家机构所做的事情就是搜集、整理国内敏感案事件的资料并进行炒作，借此抨击中国的司法体制和社会制度，鼓动改变现行体制等。

　　一个担任助理的20几岁女孩子，她介入那些违法事件的程度应不如李和平等“人权律师”深，她获取保候审大概与此有关。另外这封信让人能看出，她对问题的认识与取保候审的条件的确有所对应。

　　中国不是天堂，更不是地狱，我们是一个既复杂又总体健康的高速发展社会。24岁的年轻人容易受到误导，产生一些偏激看法，做出激进行为，但如果他们接触了更全面的材料，往往是能在思想上转变的。我们希望“考拉”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去年中国警方约谈、调查了部分律师，那些人和庞大的律师队伍相比是个极小的圈子。最后被逮捕的又是那批律师中的极少数。中国整顿秩序触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舆论与网上一些公知互动，重点关注律师界的情况，夸大被抓律师的人数，把所谓“抓律师”作为中国社会的突出行动来炒作，硬生生地制造了一个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运动”出来。

　　其实无论非政府组织（NGO），还是“死磕派律师”，都不是中国社会治理的集体对立面。每个圈子都有管理上的共性问题，但是涉及违法的破坏者通常是极少数，对违法的追究更会是具体的，一事一议的。

　　律师行业是中国司法体制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律师为中国的司法进步贡献了力量，个别人打着“维权律师”旗号做破坏现行体制的事情，触犯了法律底线。他们需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这不干律师行业的事。

　　搞非法政治对抗有风险，相关人士应当心知肚明。由于有西方和境外一些势力的支持，对一些人来说这种高风险也意味着某种知名度及进入外部势力保护圈的好处。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或者不仅仅是“为理想而战”，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利益计算公式。他们自己愿意那样干是一回事，但最好别裹挟涉事不深的年轻人，尤其他们应放过“考拉”这样的女孩子。

　　未来中国如何走，是整个世界的大棋。一些国内精于计算的人也很可能被外部势力算计了，当了人家的枪。从历史更宏观的视角看，他们很可能被最终证明也是一群半受骗、半主动上钩的幼稚者。

　　不管怎么说，“考拉”重获自由，她在公开信中表达了“告别旧我，不负韶华，展现一个全新的考拉”的愿望。我们祝愿她真能把旧的一页翻过去，尽享属于年轻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