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军事政变已经过去近一个星期，但是政变对于土耳其的影响仍然持续。在土耳其国内，土耳其政府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洗”，涉及对象包括土耳其国内的军队、司法、情报甚至高校体系；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国关系也受到了冲击，自2014年以来已经出现土耳其-美国关系裂痕进一步加深。

　　“清洗”与政治扩张

        埃尔多安政府在土耳其国内的“大清洗”，其实情有可原。此次土耳其政变，尽管有土耳其媒体报道，在政变之前土耳其已经侦测到了“政变”，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土耳其政府在此次政变发生之前几乎缺少预警。土耳其副总理西姆塞克在政变之后对CNN表示，土耳其政府对于政变“一无所知”。

　　历史上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杀戮，比如1960年军事政变后，时任土耳其总理的曼德列斯就被土耳其政变军人处决。此次政变中，埃尔多安乘坐飞机返回伊斯坦布尔的途中，也被土耳其空军的战斗机尾随。只是埃尔多安后来通过网络来号召民众，才最终转危为安。化险为夷惊魂未定的埃尔多安，在重掌政权之后，决定开始对土耳其国内各个机构进行“清洗”，也是意料之中。

　　尽管从2002年上台执政之后，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已经开始对土耳其军队、司法和教育系统的洗牌，比如2007年利用代号为“大锤”的未遂军事政变，来清洗土耳其军队高层；2013年关闭土耳其国内的“高考预备学校”，来清洗土耳其国内的教育阵营；2014年开始以“居伦运动试图在土耳其制造影子政府”为借口，在土耳其国内对情报和司法系统进行整顿。但是此次政变之后，土耳其政府的“清洗”规模更大而且范围更广，不仅大规模在军队和司法系统进行摸排和抓捕，而且停止了1500多名高校负责人的职务，还要求高校教职人员禁止出国的命令。这些命令确实显得有些“歇斯底里”，但是也反映出了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对于此次政变的焦虑与不安。

　　对于土耳其国内的“清洗”，尽管有着安全因素的考量，但是很可能会打破土耳其国内的政治格局，促使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力量进一步做大。由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主导的“清洗”，在排除政变可疑分子的同时，也意味着自身的势力将在土耳其政府、军队、司法和教育阵营中伺机壮大。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近些年关于修改1982年土耳其宪法的争论不断，赞成修改宪法并且将土耳其改为“总统制”的“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很可能会在此政变之后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反对党如“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尽管并没有参与此次政变，甚至在关键时候力挺埃尔多安的“民主政府”，但是对于政变后的“清洗”显得无能为力。一个以“政变”为名进行“清洗”的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将很可能扩大自己在土耳其国内政治舞台的优势力量，为未来土耳其“总统制”修宪扫清阻碍。

　　而在对外关系上，受到冲击最大的恐怕就是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历史上土耳其长期是美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铁杆盟友”，而历次军事政变中，也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此次政变中关于美国的角色，确实有不少分析认为美国支持政变，比如土耳其英吉利克空军基地的指挥官巴吉尔准将参与了政变，而且在政变失败后曾经想美国提出“避难申请”，以及美国大使馆在土耳其政变开始时将政变描述为“土耳其起义”这样略带赞美的词句，甚至是土耳其口中的政变策划人居伦同美国之间可疑的关系。尽管缺乏美国直接涉入土耳其政变的有力证据，但是这些联想和不经意的“巧合”，也必然使得土耳其和美国关系发生裂痕。

　　影响对外关系的四个因素

        土耳其政变之后，影响土耳其对外关系的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事项。首先是土耳其要求引渡居伦。自从1999年开始，居伦就在美国接受治疗并且居住，一家土耳其驻美国公司出资在宾夕法尼亚帮助居伦购买了一处环境幽静的小庄园。尽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土耳其政府都表示居伦就是“政变策划者”，并以政变参与者大多是“居伦同情者”和“居伦运动”参与者为证据，但是“同情者”“参与者”和“策划人”之间并不等同，美国一直希望土耳其能够拿出关于居伦参与政变的直接证据。另外，居伦在美国多年，自身的影响力和美国的人脉网络，使得任何关于将居伦引渡回土耳其的决策都将受到巨大的美国政治和社会阻力。居伦最后的命运，很可能是“前往第三国居住”，而换取土耳其和美国双方都满意。

　　第二个影响土耳其-美国关系的因素是英吉利克空军基地的开放问题。由于英吉利克空军基地中的土耳其空军官兵大多参与了土耳其政变，因此在政变结束之后土耳其包围了机场，导致机场电力被切断。英吉利克空军基地是美军的军事基地，因此此举被视为土耳其-美国关系紧张的表现。不过鉴于机场内存放有核武器，而且从更大层面讲，英吉利克空军基地不仅属于美军，而是属于北约集团，是北约在土耳其境内的军事存在，因此土耳其对于英吉利克空军基地的包围不会持续太久，双方在政变参与人员交付事宜完成之后，机场即可恢复运行。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土耳其国内要求重新启用死刑判决的呼声。为了能够严惩政变参与者，此次政变后土耳其国内要求重新启用死刑的呼声甚高，而此举也被视为埃尔多安报复政变参与者和进行“清洗”的一个手段。不过由于土耳其“准欧盟”国家身份，此举必然会遭到欧洲国家的反对，也势必会促使大量人权组织和国际舆论对土耳其进行抨击。土耳其对美国和欧盟关系也会因此受到挑战。

　　第四个影响因素是土耳其恢复国家秩序，必然会带来对于国内“恐怖组织”更加强力的打击，很可能会影响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土耳其语周边国家关系。政变之后，包括“清洗”手段在内，土耳其政府都是通过“强力手段”来恢复政治秩序，重塑政治权威。在此背景下，任何敢于挑战政治稳定的力量都将被视作“出头鸟”而受到打压。尽管政变中，一些土耳其情报机构的反恐人员被叛军打死，以及驻扎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地区军队参与政变而受到“清洗”，导致外界一度猜想土耳其可能会暂停针对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库尔德工人党”等土耳其口中的“恐怖组织”的打击，但是很快政变后土耳其军队就恢复了对叙利亚境内的打击行动，显示出其在“反恐”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库尔德人民保卫军”，长期被俄罗斯和西方视作打击“伊斯兰国”的重要力量，因此土耳其未来强力恢复国内政治秩序的决心，很可能会影响到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政变之后，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死里逃生”之余，利用“紧急状态”“保卫民主”等口号，手中也握住了打击异己的“尚方宝剑”，政治影响力将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扩张。在对外关系上，一个更加强大而咄咄逼人的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也将不可避免的与美国和西方发生碰撞。政变之后，土耳其政治形态必将经历一个重大重构。（作者为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