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腾出办公室，给师生做实验室周转用房。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学生通过校长信箱得知此事后，纷纷给他们的“柯帅”校长柯炳生“点赞”。经证实，该校所有校领导在西校区的办公室均已腾退，其中，柯炳生本人的办公室已被用来作为植保楼实验室周转使用（6月16日《新京报》）。

    校长带头腾办公室作实验室周转之用，为其他领导和师生作出了表率。毕竟这需要突破官本位的思维定式，并真正做到“以学为本”而不是“以己为要”。更何况其背后有一个主动求变的过程——今年5月，教育部下发针对高校领导的相关文件，对校领导办公面积作出规定，农大校领导在这之前便已腾退，其行为确实具有超前性。

    但亡羊补牢再好，也当检视造成行为的原因。若没有多占多用，自然就没有腾退之举。真正的高风亮节，当属于在办公室分配上，严格遵循既有规定，努力坚持节俭带头。所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然而若办公室奢华超标，就难免会有官僚气和奢靡风，无助于大学精神的塑造，也不利于起好带头作用。就事论事来说，腾房行动虽好，但褒之过度只能反证标准的倒退，以及监管的失范。至于退与不退，退得如何，缺乏有效的外部约束和考核机制，更没有严守防线的监管体系，这让人不免对后续的走向心生忧虑，谁能保证校长们不再新配一个更好的去处，又拿什么来保证腾退的办公用房不回潮？

    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腾退房，究竟如何处理的？又如何对此建立打防并举的措施？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校长带头也不过是地铁偶遇式的讽喻。对于成熟的监督者，最理智的做法，恐怕还需要且行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