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2010级古生物专业学生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一个人的毕业照”爆红网络——物欲喧嚣中，身形单薄的萌妹子毅然投身冷僻专业，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光荣使命，固然可喜可“赞”，但这种看似美丽的“寂寞”如何救赎，似乎更耐人寻味。

    “四代单传”，而且薛逸凡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由该学院培养的学生，坚守的“寂寞”背后，是整个学科创新生态链“伤不起”的断壁残垣。据行业媒体《中国矿业报》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古生物学科人才队伍严重萎缩，新老交替的人才断层问题严重，后备人才明显不足，很多地勘单位出现了“无人能做古生物工作”的尴尬局面。

    作为地质学的基础学科，古生物化石鉴定与国土资源、石油、煤炭、化工等联系密切，不可谓不重要，与很多基础学科一样，古生物学专业在近几十年中经历了曲折钩沉。上世纪80年代全国每年培养的几十万本科生中，古生物的本科生就有约100名。然而90年代以后，这些学科却日渐人丁寥落。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市场”逻辑的“颠鸾倒凤”当为罪魁祸首：高校以就业为导向，学科面窄，学生不好就业，所以，专业规模一缩再缩直至取消；生产单位以利益为导向，重应用轻研究，古生物学研究固然重要，凭借它却不能直接找到矿，所以，从事这些研究的人不受重视，收入偏低……

    简单批评离开的科研人员或者高校急功近利并不公平。作为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生存的“经济人”，个人和机构有足够的权利和理由选择最利益的方式来发展。关键问题在于，国家应该让基础研究保持相对超脱的姿态，不能要求基础研究者到市场里去讨生活。试想，倘若当年陈景润也背负着要用科研来创收的压力，哥德巴赫猜想攻克者估计早就另有其人。

    经验表明，当今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得益于他们对于基础研究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持续投入。而且，与从政府得到的投入相比，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所获得的来自市场（企业）的投入显得微不足道，有了政府的供养，他们完全不必为了挣那几个散碎银子分散精力。

    在为薛逸凡的坚守点赞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用制度保障这些坚守者不受市场之扰，有足够的投入支撑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坚守的人得到慰藉和保障，愿意“享受”这份寂寞的人才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