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训是在大学历史传统中形成，是大学办学宗旨、理念、精神的高度凝练和体现。校训有隐性与显性两类。虽然一些学校虽然没有明确的校训内容，但是学校的创办者或主持者提出的办学思想或原则被接受，甚至在比较长的时期对学校发展产生指导性的影响，那么，这一办学思想或原则就可以视为隐性校训。

　　南宋教育家朱熹为岳麓书院题写“忠孝廉节”一文，对书院学子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具有引导性作用，“忠孝廉节”因而成了实际上的院训。清末教育家黄以周在江苏南菁书院掌教15年，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为座右铭，律己诲人，同样发挥了院训的功能，并且在现当代中国开了以“实事求是”作为大学校训的先例。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尽管这一思想没有被明确定为校训，但是它对随后北大较长时间的办学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同样具有隐性校训的意蕴。显性校训是由学校明文确定的概括学校办学宗旨的训导语，或悬之于礼堂，或书之于校门口，或设置于校徽之中。它产生于西方，在民国初年从美、日引入国内，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大学纷纷厘定校训。

　　纵览欧美大学和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校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标志自身所属文化源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名校，其校训基本是用拉丁文，而不是英语、意大利语等新语言，其内容大多源于《圣经》或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名言警句，大都以真理、智慧、光明、自由、博爱等为思想核心。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校训大都使用文言文，内容基本源自儒家经典，以诚朴勇毅和求真笃学为思想核心。

　　现代大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如何变换，大学的性质、办学宗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如何变化，但名校的校训始终不变。中国现代大学只有几十年到百余年的历史，但不少大学的校训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近年来，我们的大学纷纷重视校训的征集、确立工作，对学生的影响如何？有媒体做过相关调查，当问到一些毕业生或校友母校的校训时，不少人说没有印象或记不住。训者，引导、劝勉、激励也。一方面，这说明我们的一些大学还没有真正把校训融入学校文化（不能等同于校园文化）之中，难以对大学师生的思想行为起着引导、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大学校训在思想内容、表达形式上存有不少问题，缺乏个性。

　　大学校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前提是它必须真正对学生健康成长具有导向性，又能体现文化的民族性。西方大学校训历久不变，当下不少百年名校陆续恢复清末民国时期的校训，说明古老的校训同样可以赋予新意，体现现代大学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大学校训应该“借古开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