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招生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据测算，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迄今已让1亿中国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其中产生前5000万名用了32年，后5000万名则只用了7年。但在数量增长“形势喜人”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也成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

　　高考恢复之初，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大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但在经济待遇方面，高学历群体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当时民间有一种形象的说法：“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脑体倒挂”，一度存在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得到纠正。

　　此后，从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工作环境、事业前景等各方面衡量，脑力劳动者都明显优于体力劳动者。上大学、当白领也是数以千万计青少年深深认同的成长之路。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从2011年开始，高考录取率持续稳定在70%以上。如果说当初5%的录取率意味着精英教育，那么现在上大学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及型大众教育。

　　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劳动力学历结构短期内这样巨大的变化，很难与经济结构和就业岗位的发展变化做到同步。高学历人口迅速增长，白领岗位却不可能水涨船高。供过于求的结果，就是大学学历群体就业难，酬薪普遍偏低。与此同时，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人却在迅速减少，技工荒、民工荒、保姆荒此伏彼起。体力劳动者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薪酬连年上涨。甚至逐步追平、赶超脑力劳动者的薪酬。尤其是在一线城市里，建筑工人的薪酬已经普遍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薪酬，月嫂的薪酬甚至已经超过一些博士毕业生的起薪。

　　“脑体倒挂”词没变，内涵却有了变化。过去的“脑”，更多地是指高学历且高技术含量的脑力劳动，现在被倒挂的“脑”，更具代表性的却是高学历但没多少技术含量的脑力劳动。如果说过去“脑体倒挂”是市场规律被扭曲的结果，那么新一轮“脑体倒挂”恰恰是市场规律起作用的表现。正因如此，人们当年对第一轮“脑体倒挂”多有非议，却对新“脑体倒挂”表示认可。劳动强度大、工作繁重、尤其是需要技术技能的体力劳动，其市场价值显然比一般性脑力劳动更高。

　　在高考录取率达到70%以上、累计录取人数达到一亿人之后，高等教育面临一种全新的局面。当“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社会分工与劳动力供需结构也会随之出现新变化。高学历、高技术含量、低学历、低技术含量这四个词逐渐突破传统的“高—高”、“低—低”对应组合方式，大学学历或许不再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固化的分界线。对于这样的变局，高校、学生、家长都需要尽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