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个社会已经适应市场经济模式下形成的雇佣关系之时，在高校这个相对封闭区间内，它所奉行的传统师生关系就会面临重构的挑战。

　　比如，如今学生管老师叫老板显然是把社会关系移入到学校的结果。这种叫法却不被老师认可，因为老板对不按契约行事的员工有明确的惩罚措施，甚至可以开除，以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同理，老师对于没有按规定完成学术任务的学生也是有相应惩罚机制的，但无权开除学生，否则，如何保证培养质量？

　　对于师生而言，有一个共同目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业任务。遗憾的是，由于怕出现纠纷或承担恶名，很多老师也渐渐放弃了惩罚机制，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引发师生关系矛盾的导火索就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小事上。客观地说，当下，做学生与做老师都不容易。

　　对学生而言，除了要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外，还要在激烈竞争中去实现梦想，但是简单问题都被前人解决完了，留下的必然是难问题。而学校在制定规则时根本不予考虑这些变化，仍然会定出很高的标准，这必然会造成学生的心理压力无从排解。

　　喜欢搞任务分解的高校管理者，对老师们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不但要带好学生，还要讲好课，还要能申请到课题，还要能成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老师也是普通人，哪儿能成为这种多面手？学校还会不时通过制度安排，把晋升与考评的标准逐渐提高，然后老师们就被这些指挥棒搞得团团转，如猎犬追逐一只电动兔子一样，终生不得闲。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留给老师用于指导学生与交流的时间就很少了，一旦交流变得稀缺，情感也就疏远了。

　　笔者这些年已经深深领教了这些微妙的规训技术，除非你能成为政策的制定者，否则是断无逃脱的可能性的。如今高校里的大多师生都面临这种共同的窘迫之境，没有人知道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什么时候、从哪里落下，但只要落下注定是悲剧。只要理解这种现实，师生之间的误解与怨气自然会消失很多。我们当下所遭遇的几乎都是来自平静生活的真实脆弱性的威胁，谁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坚强。

　　笔者也曾在几所高校工作与学习过，就个人的有限经验与观察而言，大体可以作出一个还算靠谱的判断：高校内绝大多数老师与同学仍是中规中矩的，奇葩老师和极品学生都是极少数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师生之间达成最低限度的理解。有了这个认识共识，那些我们遭遇到的看似无解的问题都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的。

　　总体来看，目前师生之间的矛盾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师生关系的定位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师生关系应该定位于指导型与朋友型的混合身份，毕竟学生来学校主要是学习知识的，这是主业，而来学习就存在指导问题，否则也就不用来学校了；

　　其二，工作职责的确定问题。这类日常工作也是产生矛盾的高发区，师生之间比较常见的相互指责是：眼高手低与被剥削。在这个区域，老师应该区分出主业与副业，合理安排任务，在主业任务、副业业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上应该作出区分。另外，学校也是学生通向社会的一个中转站，此时学生也应该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团队的项目，为未来的转型与进入社会积累经验，再有，如果团队成员总是喜欢搭便车，团队发展不好，那么团队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失，这点应该不难理解。

　　第三，如果师生之间出现理念与性格上的严重不匹配，以及对双方能力的高度不认同，那么，最好是换导师或者调到别的团队，因为，这些问题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笔者记得曾与江晓原教授聊天，他调侃说：学习是违反人性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它意味着所有的学习都是辛苦的，所以学生们不能怕辛苦，所有不付出辛苦的工作都是没有价值的。有些路开始时很难走，但往后越来越好走；有些路开始时好走，但越往后越难走。正如歌中所唱到的：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哲学家纽拉特曾提出过一个很好的知识航船隐喻：当我们在大海上航行时，如果遇到问题，返航是不可能的，只能利用漂浮物来边修理船舶边航行，最终达到目的地。我很喜欢这个比喻。研究生求学时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就如同此时航船已开，只能边学习边调整，而不能任性地返航或者放弃。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