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到底是“偶然事件”，还是蓄谋已久，历史早已给出了明确答案。但是，一直以来，日方却借“研究”之名，提出所谓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第一枪之争”等，试图搅浑原本清澈的历史湖水，掀起掩盖真相的历史尘埃。对于日方类似混淆视听的谬论，必须坚决予以澄清批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近代日本走侵略扩张道路的必然结果

　　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侵略图谋可谓由来已久。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日本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佐藤信渊也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这些主张侵略扩张的思想，对后世日本影响极大。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走上近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推进侵略扩张政策，明治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行所谓的“国民皆兵主义”，实行“强兵富国”的侵略方针，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改革迅速确立了军国主义体制。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根本遵循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1875年后，日本明确提出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绝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的这个演说为侵略扩张制造了“理论依据”。正是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论”为标志，日本企图武力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在既定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先是占领台湾，夺取侵略中国的南翼，之后又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基点，这就是租界旅顺大连，经营南满铁路，从而形成了侵略中国的北翼。这种态势，大大增强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同年8月，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作出具体安排。东方会议是日本历届内阁中规模最大的制定对华侵略政策的会议。会议确定了“满蒙”独立的方针、确立了武力侵略中国的诸多具体原则，将大陆政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了对华侵略图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第一次东方会议后，主持会议的内阁首相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奏折中说：“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健也”。

　　虽然长期以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士竭力否定这份赤裸裸的鼓吹对华侵略奏折的存在，但是东方会议后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事实上，日本的对华侵略就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轨道运行的，充分体现了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扩张政策的连贯性和走上侵略道路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