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精心谋划和准备的必然结果

　　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部署，到1935年有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年5月，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完成了《帝国国防方针》的第三次修改。同年6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经裕仁天皇批准颁布。

　　新修改的《帝国国防方针》强调：“根据帝国国防的本义，充实国力，特别是军备，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稳定东亚的势力，同时付之以相应的外交活动，以确保国家的发展，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的目的。”“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足以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满足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用兵纲领》则表示：在中国的作战，“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为此，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海军在协同陆军攻占青岛的同时，协同陆军占领上海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后，展开新的政治攻势，促使议会通过适应扩大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1936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部作出《国防国策大纲》。这是一个涉及军事、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国防政策纲领。8月，在有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所谓《国策基准》。

　　《国策基准》指出：“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成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必要的国防军备。”《国策基准》强调，要“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力求适应现在的形势而实现刷新国政。”

　　《国策基准》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并列为国策，明确制定了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由此，日本的战争准备全面升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制定的1937年作战计划，强调：“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追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9集团军（3个师）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线，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因此而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因此，计划调新编第10集团军（2个师）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集团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同去年度一样，计划大致用1个师的兵力。如此，按去年度计划充作对华作战的兵力为9个师，而昭和12年（1937年）度增加到14个师。”日本海军方面认为，根据部署，限定局部作战是不现实的，“必须作出全面战争的计划。”

　　为了贯彻1937年度日军侵华作战计划，便于侵华日军各兵团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以下简称《要领》），具体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的作战要领，强调：“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可根据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也可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要领》规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任务”是“作战初期要以原有的属下部队确保天津、北平、张家口，可能的话包括济南等各要地，为在华北方面的陆军初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尔后的任务随机而确定。”

　　到这个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于是，日本再次采用“制造借口”的惯用伎俩，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发动。中国人民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气壮山河、血战到底的全国抗战，从而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