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夜之间飙升为世界级政治、军事大国，却陷入空前的迷茫与彷徨中。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条约》挫败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图谋，美英法日签订的《四国条约》宣布废止日英同盟。依托世界头号强国自我膨胀的老路数失效，日本只得与美英推行“协调外交”。此外，北方强邻苏联建立、中韩两国的民族觉醒浪潮空前高涨，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新形势。在日本国内，随着投机性的战时景气不再，社会问题丛生。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27年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世界金融风暴接踵而至，各种思潮层出不穷，政党政治与军部的矛盾逐步升温，日本统治集团内外交困。

　　“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东亚使命论”“世界最终战论”等侵略理论应运而生，呼唤着新一轮侵华战争。1931年，关东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继而制造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又越过长城、侵入华北；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恣意妄行。侵略战争刺激着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狂热，1932年5月，法西斯军人发动血腥军事政变，推翻政党内阁。1936年2月，法西斯军人发动更大规模的流血政变，催生了法西斯政权广田弘毅内阁。血腥暴力、军人横暴、厉行镇压、升级侵华战争等等，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升级为法西斯主义后的若干新特点。

　　1937年7月7日，华北驻屯军制造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进攻上海，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军部狂言“3个月内征服中国”，但中国军民顽强抵抗，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同时发力，百余万侵华日军陷入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彻底破产。1939年8月，苏军在诺门坎重创关东军，“北进”受挫，转而“南进”。

　　1940年7月，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确定了“武力南进”方针；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德意法西斯国家建立轴心国军事联盟，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开战。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东南亚各地和香港地区，武力构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殖民帝国已膨胀到自身难以掌控的极限。

　　《终战诏书》：“终战史观”谬种流传

　　天道循环，物极必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虽嚣张于一时，却因失道寡助而盛极骤败。1942年6月中途岛之战后，美军逐步控制战场的主动权，日军被动挨打。1943年10月，中国军队与美英盟军在缅北滇西发起反攻，重创日军。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勒令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宣布剥夺日本自1914年以来侵占的太平洋岛屿，将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1945年6月，美军攻占琉球群岛，对日本土登陆作战提上日程。7月，盟国发表敦促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至9日，美国核轰击广岛、长崎，150万苏军横扫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日本军国主义败亡在即。8月10日，御前会议决定在维护“天皇大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8月15日中午，东京广播电台播放了裕仁宣读《终战诏书》的“玉音放送”。至此，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所追求的帝国梦随着战败投降而化为泡影。

　　在战后日本，每年8月15日，均举行国家级别的“终战”纪念活动。届时，NHK等大型媒体配合纪念活动，播放专题电视节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总是从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开始，接着是太平洋战争日军先胜后败的历程，最后以美国的原子弹轰击广岛和长崎，天皇发表《终战诏书》收场，形象化地图解了日本官方立场的“终战史观”。其基本观点是：悔恨对美开战、回避反省侵华战争、否认侵略和殖民统治罪行、强调自存自卫，等等。

　　追根溯源，“战争史观”来源《终战诏书》。诏书认为日本的交战对象为英美两国，时间自1941年开始，美国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法“继续作战”，故饬令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在有关“大东亚战争”进程的如此表述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10年间的日本侵华战争和所有暴行被一笔抹杀；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内在逻辑关联，也随之消失不见。

　　其结果，一是淡化了日本作为侵略战争加害者的真面目，放大了作为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无辜”形象。经长期宣传，在一些日本国民中形成残缺不全、歪曲事实的历史观。二是《终战诏书》所宣扬的“帝国之自存”“东亚之安定”“东亚解放”、否认侵犯“他国之主权”等论调，在战后被日本右翼势力直接照搬。或者拼凑为军国主义翻案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或者主张右翼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奢谈“解放亚洲”“自存自卫”等的谬论，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毒害日本的青少年。

　　换言之，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之所以态度游移、右翼日益嚣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是源起《终战诏书》的“终战史观”谬种流传。

　　宋成有（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