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对教育有一些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会舆论来看，很多批评教育的文章都会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很容易引起转发和共鸣；另一方面，一些人选择把孩子往国外送，而且送出去读书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源于人们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里，我把人们的教育需求假定为家长关于孩子的教育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对教育的选择更多受到家长意志的左右。家长的需求代表了孩子的需求。其实，只要单纯地想想家长对教育的基本需求，然后满足这些需求，教育的情形会有很大改观。

　　就孩子的教育而言，家长有什么需求呢？无论家长处于何种社会阶层，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可能活得长。活得长意味着身体必须健康。其次，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平安幸福。平安幸福意味着生活没有灾祸，即使遇到了困难，孩子自己也能够克服。毕竟父母总有走的那一天，孩子终将要独立面对生活的艰难，这就需要心理要健康、乐观、坚强。最后，普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个好人，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人会去教自己的孩子去当坏人，做坏事。在历史上，即使是土匪和黑社会头子，也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最好的教育，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三个需求是基本需求，其他所有需求都由基本需求衍生而来，可以称之为“派生需求”。比如，“出人头地”就是一种派生需求。处于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通常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是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满足上述三条基本需求。对于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社会和经济地位已经提升的一代父母来说，“出人头地”就不再是他（她）们的教育需求目标，孩子上不上北大清华其实没什么关系——毕竟能够进入北大、清华的只能是极少数人——但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身心健康，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的生活平安幸福。

　　满足这三条看起来简单的需求并不容易。坦率地说，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当下的教育，任何一条我们都没有做到。从身体上说，现在的孩子成天被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所包围，几乎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更没有养成户外运动的习惯。学校里的体育课，也因为种种原因，其强度和对体能的挑战性大为降低。上世纪80年代曾备受关注的“豆芽菜”现象，现在几乎随处可见，学生戴眼镜的年龄不断提前，比例不断上升，身体素质不断下降；从心理上说，现在的孩子抗压能力极其脆弱，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接受一丁点儿的挫折和失败，稍不如意就采取极端行动，缺乏和他人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从价值观上说，在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的强大“指挥棒”效应下，学校在不停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和训练考试技巧，价值观教育被事实上边缘化，甚至走向了反面——提供了扭曲和错误的价值观。走进教室，满眼皆是杀气腾腾的标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是让他（她）接受好的教育，不是让他（她）掌握了一大堆考试技巧，不择手段地升官发财，然后在不如意的时候“干掉”那些挡自己道的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高竞争性的选拔机制深深侵蚀了教育的肌体。它人为地把学生群体割裂成了两大类：一类是考试成绩好的10%的学生；另一类是考试成绩不好的90%的学生。判定是否考试成绩好的标准是学生高中毕业后能够进入大学的层次。为什么是1：9的比例？因为全国每年约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其中，约有19万考生能够进入985高校，54万考生能够进入211高校，两者相加约为73万，恰好是高中毕业生总额的10%。这10%的学生在四年之后的就业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了进一步的优势，导致不同层次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差异极大，进而迫使社会、家庭和学校将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10%的学生身上。正如有些学者所尖锐指出的，90%的学生成为事实上的“陪读”。从社会学角度说，“陪读”现象可能会产生两个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是90%的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她）们可能会和10%的少数学生形成对立、矛盾甚至是冲突。因为他（她）们认为自己的处境之所以不利是因为有10%的少数人的存在。在以后的生活中，随着两大群体的学历层次逐渐拉大，二者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深。二是90%的多数学生产生了“与我无关”的心态。由于长期以来在考试成绩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没有发现自己在除考试之外的领域中的优势，90%的学生逐渐积累起焦虑、沮丧、失望、不自信和不信任等情绪，认为无论怎样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他（她）们过得并不开心，进而对任何教育改革措施怀有疑虑甚至排斥，认为“与我无关”。近年来我走访了一些所谓教育质量不高——主要是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数量不多的中学，注意到这种“与我无关”的情绪正在师生中蔓延。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疏导，这种群体性的放弃心态对社会发展而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