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小的孩子，单独送到国外读书是个大问题。”

　　说这话的是一位父亲。这一句看似平常的反思，却是他从儿子在美国获刑6年的残酷现实中得来的。他的儿子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虐待同胞案的三名被告之一章某某。1月初，三名被告与美国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此案将于今年2月17日正式宣判。

　　章父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如果能重新选择，自己“绝对不会”送孩子出国读书。“特别是中学阶段，不能离开父母。这个年纪的孩子父母都很难管，怎么能寄希望到国外能有人管？”

　　原本想让儿子出国留学镀金，没成想却在异国遭受一场牢狱之灾，这位父亲的悔意有多深，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近年来，低龄留学之风日盛，希望那些“为孩子好”的家长们，能汲取他人的教训。

　　如果说章父的悔恨是对“养不教，父之过”的诠释，那么最近震惊教育舆论场的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抄袭事件，正是“教不严，师之惰”的典型案例。校方最终撤销了涉事学生陈某的硕士学位，取消了其导师刘某的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据媒体报道，陈某在毕业之前就有工作，不常去学校上课。几位和他同届的同学，甚至没有和他打过招呼。陈某的论文大面积抄袭他人，甚至连“致谢”部分都直接照搬，只是改了导师姓名。如此论文当初是怎样通过审核的？面对质疑，其导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不好说”。其实，还有什么不好说的？无论当初陈某的论文是如何层层过关的，导师作为第一把关人，首要责任是推脱不掉的。

　　这起抄袭事件之所以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除了抄袭程度罕见，还在于为当下广受诟病的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问题增添了例证。如果说山大这位教授对学生失之“不严”，那么南京邮电大学一教授则被指过分“压榨”其研究生蒋某，致其跳楼身亡。据报道，多名学生揭露：蒋某生前受导师张某“压榨”，一是因为写不出论文，二是因为未上缴实习工资；张某还存在侮辱和性骚扰学生等恶劣行径。校方日前决定取消张某的硕导资格，停止其一切教职活动。

　　无论对学生过于“宽纵”或“严酷”，均属师德有亏。但上述两起典型案例，直接责任人毕竟还是导师个人，浙江海盐某中学则因为一条告诫学生“不要与职高学生混在一起”的短信，把整个学校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条明显歧视职高学生的短信，是以该校德育处的名义发布的，由此被媒体批评为“德育者失德”。后来，校方正式为此事道歉。

　　面对负面舆情，学校认真调查，及时处理，公开道歉，这些都是必要的应对之举。但是，道歉了，处理了，然后呢？如果不深入反思，填补管理漏洞，强化监督问责，矫正错误理念，又怎能惩前毖后，杜绝问题再次发生？

　　以研究生论文抄袭、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为例，近年来一直是高校负面舆情的高发点。就在上周，媒体还报道了西南财经大学一硕士学位论文涉嫌大面积抄袭，以及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原艺术设计系主任被曝文凭造假等同类事件。问题层出不穷，无疑说明了反思意识的薄弱和纠错机制的缺失。由于此类问题多发，以致于部分高校和师生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论文抄袭？哦，不稀奇；导师和学生关系有问题？哦，正常……可以说，这种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不加反思的心态，比问题本身更值得忧虑。

　　留学生因为虐待同胞而获重刑，需要反思的是青少年留学生群体的生活状态，以及中美法律差异等。我们不担心家长和学生不主动反思，因为法律会逼着他们反思。而对于学术不端、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以及职高学生受歧视等教育热点问题，不也需要这种逼着他们反思的机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