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庄丰源案在香港终审判决，确立父母双方无香港居留权的内地居民自爱刚所生子女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直到2013年1月，香港所有医院无限期停止接收非香港本地孕妇预约分娩，期间十多年间超过20万“双非”婴儿在港出生。这也催生出跨境上学儿童现象。

　　《南方都市报》3月30日报道，许多赴港生子的深圳家长而今为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每个上学日需多达5-6个小时的时间接送孩子从深圳一侧通关出入香港，不得已只好辞去工作。跨境学童也没有时间融入香港教育体系和社会，目前已呈现出既无法融入香港，也难以适应内地的双重融合困境。由于入籍香港后没有返回内地的机制，“双非”跨境学童无法在深圳等内地城市享受义务教育，民校要么收费畸高要么拒收双非学童。深圳市有政协委员建议，将港澳籍学童纳入公办学校教育。

　　“双非”跨境学童成规模出现（2006年）后，就陆续出现了相关的舆论批评和警示。受通勤距离和时间的制约，跨境学童事实上很难到香港的香港岛、九龙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上学，主要是就近选择香港毗邻深圳的新界北区的学校。这意味着，第一，跨境学童基本无法享受被认为具有较高水平的香港市区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教育；第二，由于新界北区更主要的功能是生态屏障，城市化水平并不高，教育机构所能提供的学位也十分有限，即便香港方面增加学位供给，一些家长也将不得不进一步延长孩子的通勤距离。

　　深港两地的有识之士多年前曾意识到，跨境学童必然催生适应融合难题。美国心理学家、儿童发展研究专家朱迪斯·哈里斯曾在《教养的迷思》一书中指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选择的不同伙伴和群体（同龄人），相比父母的教育、教养以及学校教育，更能决定成长的高度和质量。也就是说，即便我们采信一些人所说的香港地区基础教育优于内地的说法，其优势显然不是指香港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比内地同行有更高水平，而是香港为代表的一些地区和别的国家，更为注重不同年龄的孩子的群体协作培养，为孩子在不同年龄段通过社会活动等方式了解社会议题。对照来看，“双非”跨境学童的父母仅仅让孩子到香港的学校去点卯上课，可谓最最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跨境学童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之上，距离之远、时间之长，几乎已经等于中关村码农每日往来北京海淀至河北燕郊。这个时间无法用来融入香港的文化和社会，跨境学童无法与同校同班的香港同学结识交往，也无法适应深圳的文化和社会，长此以往，确将可能形成较为突出的融入障碍，不利于健康的个体人格的形成。

　　而为了接送孩子通勤，当初想尽办法进入香港产子的父母两人中，必须至少牺牲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这意味着持续的经济损失；并且，这类情况下的“牺牲者”通常都是母亲，必然造成家庭中女性地位的下降。这些都是“双非”跨境学童家庭的损失以及严重的潜在问题。

　　解决“双非”跨境学童的适应融合难题，技术操作上并不存在太大问题。无论是深圳市及周边的广东其他城市将这批学童纳入义务教育保障范畴，还是通过深化深港合作，让香港部分存在生源不足的学校在深圳办学，变学童跨境为教师跨境，都可以很快推进实施。

　　问题是，从当初的“双非”婴儿，再到而今的“双非”学童，这些孩子的父母无论在内地，还是香港，都被认为是恶意利用了当初的香港生育入籍政策，其行为带有很强的投机性。如果允许“双非”学童轻而易举从香港转回内地上学，这无异于是对当初该类人群投机行为的追认鼓励，难以避免制造错误的预期认知：如果政策、社会规则存在漏洞，就可以给予恶意利用，反正哪怕有不利后果，也必定会有回转空间和解困方法。

　　笔者以为，深港两地可探索合作解决“双非”跨境学童适应融合难题，应确立两大政策前提，一是关怀原则，找到能够尽快解决问题、解除学童困扰的路径方法；二是必须让恶意利用政策的投机行为承担起应有的风险，深港两地官方应估算“双非”问题出现后，在教育领域增加两地社会成本、行政开支及解困成本的总额，确定一个合理的分摊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