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日社会关注的江苏、湖北两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安排问题，教育部相关人士今天对此事作出回应。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确定的。之后，教育部主要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综合测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计划安排建议，商国家发改委研究确定。（5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从教育部相关人员的回复来看，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的提出，既要参照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教育发展的规划目标，又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确定，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程序上，都有着严格的标准控制，并非“想当然”就可以调整。招生协作计划从2008年就开始实施，并临时动议的一项决策，同时其一贯坚持“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何以还会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弹？

　　协作计划从本质上讲，就是教育发达地区支援不发展地区，有“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布局在里面。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也是最底线的公平。在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出地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固然不能实现对资源的均衡化分配，不过实行内部的照顾式平衡，亦不失为一种公平的本意。然而，当公平成为普遍性要求，并有着层次上的考虑之后，那么这种照顾式和调配式的资源调配，就难免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抵触。对于支援省份的公众来说，其反对自然也有着多种利益考量。

　　一方面是对眼前最直接的利益诉求。当“北京大学成北京人大学”成为常态的情况下，本地大学惠及本地人，自然便具有极强的地域情结。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不降低录取率作为前提，但也会让人有利益被分食的感觉。减量属于直接的利益分食，而增量也属于利益的挤占，因为当增量成为支撑的资源之后，也就意味着本地人失去了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是出于更大范围的公平诉求。湖北、江苏等地较之于北广上深等地，虽然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提高，然而其也顶多也算“矮子中的高子”，招生的地域化分割和限制，在北广上显得尤为重要。当这些支援省份在实行让利的同时，他们内心同样有被支撑的强烈渴求。当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欲求不能”之时，那么出于自身的利益盘算，心存抵触与反感就顺理成章。

　　这种调来调去的公平机制，显然增加了太多的不确定感，也会让分层的公平诉求难以得到兼顾。考虑了支援方的利益，却可能忽视了被支撑方的需求，更无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教育资源的失衡是历史因素所致，主要还是资源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过于向部分地方集中，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区域鸿沟，使得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异巨大，同时也由此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结果简单的内部数量式调整，做起来简章却可能两头不讨好，被支撑一方有被施舍的感觉，而支撑方则有挖肉般的不舍。

　　教育资源如此，医疗资源同样如此，采取的大医院帮助小医院，或者分级诊疗，却如终难以落实，有序的治疗秩序未能建立。也正是因为如此，4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按照“木桶原理”，实现教育公平只有先补齐“短板”，那么才能让整体优势都能得彰显。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补“短板”，夯实发展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才是从整体上缓解教育公平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