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论文署名问题，复旦大学“70后”海归副教授郑磊这几天备受舆论点赞。起因在于，他与研究生合写的论文拟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采用，但对方提出硕士生不能与导师联合署名，即使名列第二也不行，“除非是博士生”。郑磊认为这是对学生成果的不尊重，“只能撤稿了”。

　　那家核心期刊为何有这种署名要求？假以时日会得其详。这些年我们已见识了不少署名问题，与这种大异其趣。那是接连曝光的论文“抄袭门”的一个共性：败露之后，原本与学生共同署名的导师类人物都缩起了头，要么声称只是帮助学生发表，要么声称自己是“被署名”，并不知情。这里面有几个名牌大学的副校长，甚至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但那些导师究竟窦娥与否，沸沸扬扬之后便如泥牛入海，变成了“你懂的”。

　　署名问题原本可以成为美谈。宋朝张邦基认为，欧阳修是“本朝第一等人也”。空口无凭，他举了四件事用以佐证，其中第二件就是《新唐书》（时尚称《唐书》）的署名问题。《新唐书》由欧阳修领衔编纂，但列传部分是宋祁执笔。编纂这种“大部头”，署名“向有旧例”，即“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因为欧阳修的官阶高过宋祁，所以循例没有宋祁的份儿，但欧阳修说：“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为日且久，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于是《新唐书》破天荒地将两人姓名同时署上，宋祁感慨地说：“自古文人不相让，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闻也。”

　　今天我们见到的《新唐书》正是这样署名，而如《旧唐书》就是“刘昫等撰”、《晋书》就是“房玄龄等撰”，这一“等”，等掉了不少幕后英雄。比如《晋书》就“等”掉了20人，实际上呢？光监修就有三位，房玄龄只是其一，另外还有褚遂良、许敬宗；其余18个动笔的人，如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风、李义府等，就只好屈居“前言”“后记”之列，一笔带过了。郑磊不知了解这些前事与否，行动上是暗合的。他拒绝了将学生名字写进论文“致谢”部分的建议，认为“把学生名字拿掉，我良心上过不去”。

　　房玄龄官至宰相，当时的位阶最高，署名遵循的正是“旧例”，但那些东西毕竟拿得出手，表明不虚。二十四史中的《宋史》《辽史》《金史》，署名脱脱等编纂，“等”掉了多少不论，然三史质量着实参差不齐，尤其《辽史》，按中华书局的出版前言来说，“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讨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就说不过去了。因此也不难推断，同样身居相位的脱脱虽然署了名，在编纂中所起的作用恐怕就是给项目立项、争取经费而已，其他两眼一抹黑。果真的话，这种署名问题，跟前几年曝光的那些便“何其相似乃尔”了。

　　郑磊之所以坚持给学生署名，因为在这篇论文写作过程中，“学生不是帮忙搜集整理资料那么简单，而是紧密合作的关系”，而“学生致力于研究，应该被鼓励，学生时期能成功发表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对激励其学术发展，培养学术自信都意义深远”。在他看来，这不是人情论文，像别人那样捎上个学生以提携，而是事实如此。那家核心期刊的担心，估计也正在这里，他们想来见识了太多的人情论文，不小心搞了株连，“假做真时真亦假”嘛。

　　那么归根到底，如果大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论文署名又如何会成为一个问题？不仅不会成为问题，如我们所见，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还都能成为美谈。推而论之，凡事实事求是的话，又岂止论文署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