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表示，第一时间让病人吃上中药是未来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可以借鉴的模式。李修洋 供图

　　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记者采访时，刚刚从武汉救治一线回京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说，中医“治未病”思想贯穿了这次新冠肺炎预防、救治和康复全过程。

　　自1978年入读长春中医学院（现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始，仝小林已经和中医打了42年交道。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武汉抗疫经历使仝小林对医生、中医药、中医大夫这些名词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

　　问：您多次提到，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中医“治未病”在此次疫情中是怎样体现的？

　　仝小林：中医“治未病”体现在三方面，贯穿了这次新冠肺炎预防、救治和康复全过程。第一是“未病先防”。这是针对大量居家隔离的疑似患者和有发热、乏力等症状的人群，为他们提供通治方治疗，起到了消除症状、防止发病的作用。

　　第二是“已病防变”。让轻型病人第一时间服用中药，防止转为重症，而患者到了重症时，用中药配合西医救治，从而减少死亡。我们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研究，发现使用中药汤剂组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死亡率降低八成以上，证明中医具有“已病防变”的效果。

　　第三是“瘥后防复”。中医药在促进康复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非药物疗法，比如用艾灸加火罐治疗，还有五禽戏、八段锦等，可有效防止旧病复发或衍生出其他病。我们承担的科技部恢复期课题刚刚开展，很多数据还有待最后统计，但初步效果已经显现出来。

　　问：“治未病”思想怎样应用到具体的诊疗方案中？

　　仝小林：首先是根据疾病的性质特点，我和一线专家共同制定、修订全国中医诊疗方案，为前线提供指导意见，为国家研判提供建议。现在诊疗方案已经从第三版更新到了第七版，在广泛汲取全国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归纳出包括“三药三方”等一系列针对性强，临床应用有效的治疗方法，大大提高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二是推动社区中医药防控，拟定中药通治方，创建了“通治方+社区+互联网”的“武昌模式”，在源头处阻断疫情蔓延。三是推动定点医院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1476例住院病人治疗结果统计分析表明，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87.7%。四是提前布局恢复期干预，指导湖北省中医院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康复门诊并牵头成立了全国康复期门诊协作网络。

　　关键在于搞清楚病的性质。《黄帝内经》里说，“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大年三十我到武汉，下着小雨，非常湿冷。晚饭后，我在院子里走了1个多小时。武汉市民家里没有暖气，所以当晚我也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上、打开了窗户，体会这个病的发病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中医应该如何去治疗。

　　第二天一早，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看完大量病人的脉象和舌象后，我已有了基本判断：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寒湿疫”。

　　问：中医强调辨证施治，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仝小林：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病人多而中医少，一个个把脉开方不现实。《黄帝内经》里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当一种瘟疫大范围流行时有其规律特点，抓住主要规律，通治方用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们在主方基础上，针对发热、咳喘、纳差、气短乏力等症状拟定了4个加减方，尽可能个体化用药。“大水漫灌”加上“精准滴灌”，同病同治加上辨证施治，通治方是辨证论治的灵活体现。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湿之疫毒发病的基本判断后，我结合病人多有咳嗽发热、食欲不振、乏力、腹泻等症状表现，最终确定这个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确立了宣肺化湿、解毒通络的治疗原则，拟定了由槟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药组成的通治方——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大范围用在社区、隔离点和方舱医院。

　　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问：您参加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热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能讲一下中医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吗？

　　仝小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苏北地区暴发流行性出血热疫情。我1985年到1988年读博士的三年，基本是在抗击出血热中度过的。当时流行性出血热患病人数多，最开始死亡率也高，超过10%。我跟随导师周仲瑛先生，将出血热按“温病”辨治，治疗了大量高热、急性肾功能衰竭等重症患者，后来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点多，积累了不少诊疗重症和危重症的经验。

　　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我在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务院指定的临时非典专病医院，我担任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长，诊治了248位非典病人，医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除了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00多例患者外，我们还用纯中医治疗了11例。我们从中医的瘟疫理论出发，创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同时不使用糖皮质激素、抗病毒药物、免疫调节剂及抗生素。事实证明，中医疗效非常理想，发热、咳喘等症状显著改善，病程缩短，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我们撰写了病例报告，被收录进世卫组织《中西医结合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试验》报告。

　　问：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为什么能比以往发挥更大作用？

　　仝小林：对我个人而言，有了之前两次抗疫经历，这次心里更有底儿。这次疫情中我不仅是冲锋战士，还是中医专家组组长，需要从宏观层面思考问题，整体把握诊疗方向，这一点和前两次不太一样。

　　与前两次相比，中医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医药介入治疗更早，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深度介入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这首先得益于我们国家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方针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时间中医药介入，第一时间让病人吃上中药——这是未来应对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可以借鉴的模式。

　　做医生，必须以医魂、医德、医道、医术护佑苍生

　　问：您的母亲也是一位医生，您选择从医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吗？

　　仝小林：我的母亲曾是战地医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治伤患。下了战场，在东北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每当听到出诊呼叫，母亲也都会第一时间背上药箱顶着严寒出诊。她虽然是西医出身，但为了能更好地治病救人，她自学针灸，在自己的身体上一遍遍体验针感。母亲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所以我学医的志向很早就立下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写下“当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

　　1978年，我到长春中医学院上学，当时全家都很开心，学医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母对我的期望。

　　问：您的中医导师周仲瑛先生和李济仁先生等，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

　　仝小林：几位先生的医德医术和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他们是我的领路人。还记得刚进大学不久，我去图书馆借书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在我面前一口气、一字不差地背完了二十八部脉，之后又把十四经脉和奇经八脉从头背到尾，我当时都愣住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日后的启蒙老师——陈玉峰先生。陈老的中医理论功底扎实，讲解深入浅出，我的中医基础也是从那时开始打牢的。

　　之后，我在皖南医学院跟李济仁先生学习《黄帝内经》。李老是首届国医大师，他教导我基础理论要与临床紧密结合，也让我意识到剂量是影响中医疗效的关键。周仲瑛先生是治疗急危重症的专家，我是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病机理论上启发了我，为我研究“态靶因果”处方策略提供了方向。

　　问：1991年到1994年间，您在日本熊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日方曾想高薪留聘您，但您还是决定回国。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仝小林：回国理由很简单，我是国家培养的中医，单位需要、国家需要，当然要回来。

　　回国后我接任了中日友好医院中风杂病科主任的职务，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成立中医糖尿病科，这算是全国“首创”。当时中西医结合界公认中医只能辅助降糖，我坚信中医治疗糖尿病应该有自己的门道。我们针对糖尿病早中期中医理论和实践空白，提出以“开郁清热法”为核心的系列疗法和方药，并最终拿到中药复方独立降糖的高级别循证证据，打破了“中药不能独立降糖”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