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下午，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大运河项目通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6月23日《扬州日报》）

　　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众望所归。在流经的2000多年岁月里，沿线城市虽然一直感恩着运河，但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存也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随着从运河时代向江海时代、空港时代的演变，随着大运河的重要性下降，大运河沿线文化的破坏着实让人痛心。大运河申遗已经整整八年了。这八年来，得益于大运河申遗，大运河沿线文物的抢救，以及大运河地位的上升，大运河文明的彰显，都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正是大运河申遗的意义所在，也是大运河申遗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就保护而言，申遗成功是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换言之，申遗成功应该是大运河保护的一个新起点。

　　早在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国14处1994年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项目》，组织进行了监测。这14处遗产，多数都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某些问题。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脱落、泰山周围环境的不和谐、孔府及孔庙和孔林的被淹事件等，都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武陵源、九寨沟等自然遗产项目，也因游客过多面临被破坏的危险。随后，秦兵马俑及秦始皇陵，更是一度面临摘牌之虞。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文化保育丝毫不比申遗轻松。

　　而且，大运河申遗有其特殊性。过去的世界遗产，都是只有一个点，比如黄山只涉及安徽，而大运河，涉及八省35个城市。在申遗中，大家由于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而现在申遗成功后，功劳是大家的，荣誉是大家的，利用是大家的，如何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在这其中，任何一家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在行动上出现了问题，受损的都是整条大运河。在申遗中，国家层面明确了扬州为牵头城市，相关城市成立了相关组织。申遗成功后很可能出现各自为政，这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申遗成功意味着责任更大，大运河保护更大的挑战在申遗后。针对大运河的特点，如何更好地推进“合作性保护”，是否应该成立更高层次的保护机构，以便协调沿线城市更好保护，这都是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